第四编
脚踏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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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易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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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脚踏实地”?
只关心脚下的事
不放言空谈,从具体的事情认真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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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有关问题:
儒家的入世之学与内圣外王之道
墨家的苦行砺世与法家的求富主力
经世致用之说(明末清初、清末民初)
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
宋学与汉学
西学与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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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
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是西汉末年形成的经学研究中的两个派别。所谓“今文”和“古文”,最初只是指两种字体。“今文”指的是汉代通行的隶书,“古文”指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的古文字。传授经典的学者,所持底本是用战国时古字写的即为“古文家”,用隶书写的便是“今文家”。
“今文家”和“古文家”的相互对立,是从西汉哀帝时开始的。成帝时,刘欲发现古文《春秋左氏传》,认为左丘明与孔子好恶相同并亲见孔子,故《春秋左氏传》比以后世口说为据的《公羊》、《谷梁》更为可信,于是引《左传》解释《春秋》。哀帝建平元年(前6),刘歆又在今文诸经立于学官并置博士的情况下,作《移让太常博士书》,争立古文经传于学官。但因为在西汉朝廷中,不仅担任教职的太常博士都是今文家,就连那些达官显宦也都是通过学今文经而得官的,因此,刘歆的要求遭到诸儒博士的反对,未能成功。也因为此,才有派别含义的“古文”名称。而“今文”则是由于古文家独树一帜,迫使原有经师结成一派之后,到东汉时才出现的名称,它是古文经师加给立于学官的经书、经说和经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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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今古文学之争虽始于西汉末年,但其争斗的高峰却在东汉。而在这场斗争中,却是古文经学日益抬头,在民间流传甚广,并逐渐占据优势。直至郑学起,经今古文才。趋近混于一同。到清末,以皮锡瑞、康有为为代表的今文经学,与以章太炎、刘师培为代表的古文经学,又形成了近代的今古文经学之争。时起时伏的今文古文经学之争,影响到了二千年左右的不少学术领域,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在经书的字体、文字、篇章等形式上,在经书中重要的名物、制度、解说等内容上都不相同。今文经学近于哲学,强调“经世致用”;古文经学近于史学,讲究考据。在东汉,两者之间还有有神论与无神论、政治与学术的区别。但从纯学术的观点来看,今文经说有异说,古文经学中也有异说,谁也不能算解释五经的权威,更不能说谁得了孔子的真传。 东汉时期,经今古文学的争论,其实质问题是谁是经学的正统和如何统一经学的思想。今文经学既已立于学官,士子也依赖学习今文经入仕,朝臣又通过学习今文经而获位,因此古文经学很难得到社会的认可。
学术一旦跟政治利益结合起来,学术问题也就成为政治问题了。正因为此,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由单纯的对书籍本身的不同看法,扩大到了学术思想、学派体系、政治观念和社会地位等诸方面,几乎贯穿了整个漫长的封建社会,不仅对经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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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与宋学
周序同在《“汉学”与“宋学”》一文中说:“从两汉一直到清末以前,这一千余年的长时期中,所有学术思想就是汉学与宋学两大主题。”邓广铭说:“宋学不过是对汉学的反动。”汉学之所成为宋学的对立物,是由于汉学只从辑补、校正、训诂入手,从而形成了重考据训诂的研究方法,久而久之,演变为钻牛角尖。以至于有的汉代经师为了解说经文一二个字,居然动用了三五千字加以考据,陷于烦琐的泥坑。从而失去了生命力,致宋学应运而生,取代了固步自封的汉学。宋学摆脱了汉学的章句之学,从经书的要旨、大义、义理着眼,去探究其丰富的内涵,所谓阐释微言大义。从学术角度来说,它是从宏观上去把握,开辟了中国学术史的一个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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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学
明清之际,是世界历史发生重要转折的时期,是可以与春秋战国之际相媲美的重要时代,是思想家自觉对秦汉以来的文化传统及价值观念进行深刻反省和理性批判的时代。无论是在政治、经济领域还是在思想、文化领域,旧的传统的思想观念与新的先进的价值理念在这一时期发生了激烈的冲击和碰撞,社会面临着一系列令人瞩目的价值冲突和社会转向。其中最重要的是随着明清之际的知识界、思想界对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末流的猛烈抨击,随着儒家内部革新派与新兴市民阶层两股社会力量的“会合”而兴起的经世实学思潮。
明代后期的张居正、李贽、顾宪成、徐光启、袁宏道等都可视为实学兴起之代表。
大多数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颜元、李塨、朱之瑜、方以智、陈确等人,是这一经世实学思潮的参与者与推动者。
清代鸦片战争前后,随着封建社会后期社会危机的加深和资本主叉萌芽 ,经世致用之实学思潮又起,代表人物有章学诚、阮元、龚自珍、魏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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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实学的基本特征是“祟实黜虚”。所谓“崇实黜虚”,就是鄙弃宋明理学的空谈心性、以己意解经,而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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