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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商帮“晋商”如何衰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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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商帮“晋商”如何衰败的？
内蒙古有句俗语“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从来没有哪批“贩夫走卒”如晋商般深刻地改变着中国区域经济的历史。如今的晋商已无往日的辉煌，绝大多数都小富即安似的着眼于煤、铁等资源。而随着一轮轮煤炭国有化的“洗礼”，资源型晋商已到了不转型即死的地步。
商帮在我国古代已有之，但是受到古代农业社会主流的“重农抑商”思想的影响，商业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士、农、工、商”四大阶层，商人排在最后。直至明清，商帮才逐渐开始兴盛。
商帮的形成
商朝初现商业繁荣，《诗经·商颂》有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极。”周朝初年，这些经商做生意的人被称为商人。
商人在古代社会普遍不受尊重，即便是帮助越王勾践完成复国大业的范蠡、孔子贤能的徒弟子贡，后人尊敬他们也不是因为其经商的能力。范蠡是“从政转商”的典范，且行善天下；子贡兼得学识、德行和商业头脑。两人都兼具智慧创新的精神、雄厚的财力于一身。
古代治安不靖，遇到突发事件，商人往往血本无归，出于安全的考虑，商人往往会以同乡之谊结成商帮。一个地区的从商之人联合起来，抱团取暖，在夹缝中求得生存。比如最早崛起的山西、陕西商帮，后来的闽、粤商帮，最后逐渐发展成为徽、晋、陕、鲁、闽、粤、宁波、洞庭、江右、龙游等中国十大商帮。
十大商帮中最早崛起的就是晋商。商帮之中以晋商（山西商人）规模最大、实力最为雄厚。很多人对山西的印象仅限于“煤”，同样，对晋商的印象也仅限于票号、乔家大院等某个片段。其实，晋商历史源远流长，古人用“猗顿之富”形容某人富可敌国，这位猗顿即春秋时一位赫赫有名的晋商，其财富甚至超过“财神”陶朱公。武则天的父亲武士彠（huò）也是隋唐时一位赫赫有名的晋商，同时他也是唐朝开国元勋之一，位列二等“太原元谋勋效功臣”，是武德皇帝李渊最信任的大臣之一。武则天能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女皇帝，离不开这位商人父亲的鼎力支持。
晋商的历史虽然可以追溯到周朝的晋唐时期，但真正崛起于明朝，至清乾隆、嘉庆、道光时期发展到鼎盛。
虽不乏巨贾大富，但晋商始终寥若晨星。直至明清，晋商凭借天时、地利、人和才开始了集体暴富。
明朝初年，明蒙对立，兴建九边重镇，常驻军队高达36万，这就形成了一个极其庞大的消费区。山西商人凭借地利之便，捷足先登，蜂拥而至，做起贩运各种货物的生意，北走大漠，南抵闽粤，着实发了一笔战争财。与此同时，他们还越过茫茫戈壁和蒙古大草原，东跨日本海，西越英吉利海峡，驰骋于亚欧市场，真可谓“凡有麻雀飞过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
但毫无疑问的是，清朝才是晋商的“黄金时间”。
马克思有句名言，如果有50%的利润，他们就铤而走险，如果有100%的利润就会疯狂，有200%的利润就敢于践踏一切原则，有300%的利润就敢发动战争。用此形容晋商再贴切不过。
明末，后金崛起，为了追求更大的利润，晋商甚至干起了“里通外国”的勾当。史载，后金的火药、八成的粮食和超过六成的金属全部由晋商提供。甚至京畿情报，细致到每个关口的守将姓名、士兵的数量和装备的细条，也由晋商提供。可以说，晋商为颠覆明末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
清王朝建立后，顺治帝接见了介休范氏等最著名的八大晋商，并御封为内务府的皇商，山西商人实现了从晋商到“皇商”的质变。
除了宫廷贸易，晋商还为清廷筹办军饷、丁粮、厘金、赋税、官府财政周转等，包括康熙征讨噶尔丹、雍正征讨准格尔都是由山西商人提供粮草军需。庚子之变，撤离北京前，慈禧太后甚至向北京的票号借银50万两，在西逃途中又向晋商乔致庸借银50万两。
为了实现政治资源的最大化利用，晋商甚至干起了帮官员销赃行贿的勾当，成了中国历史上官商勾结的典范。袁世凯向李鸿章行贿，就是在三晋源票号经理的精心安排下实现的。
从晋商到皇商，山西商人搭上了权贵的列车，迅速成为中国最富有的商帮，但晋商的好日子也随着清朝的“脱轨”而到头。政府欠款无法偿还、国外银行的冲击、军阀的军费摊派、天下大乱导致商路中断……一系列因素加速了晋商的衰亡。
诚信之殇
三晋古称唐。周成王年幼即位，一次和弟弟叔虞玩过家家游戏，随手捡起地上一片树叶说：“我封你做唐王。”辅佐他的叔父周公旦对成王说：“天子无戏言。”叔虞从此被分封为唐王，后称晋王。晋王励精图治，把三晋大地治理得井井有条。这就是“桐叶封弟”的故事。
晋商之初，诚信为本。能在称雄商界的5个多世纪中始终保持诚信，山西商人有一套完备的诚信机制。
只有商号变成你的、我的、大家的，大家才会重视商号的诚信；否则，员工没有归属感，诚信只能是无稽之谈。打破行业常规的“相与”制度，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