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哪能多如意， 万事只求半称心.doc

人生哪能多如意， 万事只求半称心。
中国人的“半”字哲学，是“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恰到好处，余韵无穷。
生活不必太完满，一半就好，于无声处听惊雷，于无色处见繁花，自得妙境。
在杭州灵隐寺有副楹联，禅机妙语点醒世人：人生哪能多如意，万事只求半称心。
“半”字用的巧妙，只求一半的称心，如此知足，方得常乐。
人生不存在十全十美，有遗憾才显出生活本色。人生几十年，酸甜苦辣咸，各种滋味都有，故称“百味人生。” 生活，一半是回忆，一半是继续。家庭，一半包容，一半责任。夫妻，一半容忍，一半体贴。孩子，一半天赋，一半培养。朋友，一半走动，一半真诚。爱情，一半迁就，一半尊重。工作，一半选择，一半努力。网络，一半真相，一半谎言。金钱，一半欢喜，一半忧愁。幸福，一半感觉，一半知足。大道至简，是宇宙万物发展之规律，是中华文化之精髓，是中华道家哲学，是大道理极其简单，简单到一两句话就能说明白。所谓“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 “万物之始，大道至简，衍化至繁”出自老子的《道德经》。大道至简，不仅被哲学流派道家、儒家等所重视，也是人生在世的生活境界。近代以来，以“知识就是力量”为先导的启蒙理性开始成为人类征服自然与改造自然的思想基础，最大程度释放了人的生产能力与创造能力，带来了现代化的巨大成就。然而，随着现代化程度的不断深入，其负面影响也日渐成为阻碍人类走向更高发展层面的巨大障碍。与启蒙理性驱动下形成的“征服自然”理念相比较，中国传统天人关系思维中的天人相参思维可以裨补西方理性至上思维的缺陷，为解决当前人类共同面对的现代化问题提供中国式解决思路。
从道法自然到天人合一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有言：“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这精确地概括了殷周时期中国古代社会所经历的剧烈变革。历史上每次重要的社会变革，最后必定要体现在制度与文化的革新上，殷周之际社会变革体现在文化更新方面的重要内容就是传统天人关系的革新与重构，其结果是到战国末年形成天人相参思维。天人相参思维的早期逻辑演变过程先后经历了由天命至上向道法自然的转变、由道法自然向天人合一的演进。
在西周以前，天是神圣之天与义理之天的结合，是人与自然的共同主宰。经历殷周之际的社会历史剧变之后，周人深刻反思商朝失败原因，认为殷商由于不行德治而失天命导致灭亡。殷鉴不远，故西周时期特别重视天命观念。随着周人理性思辨能力的进一步加强，《尚书》提出了“天命靡常”的疑问，开始对天的神圣属性产生怀疑，进而提出“以德配天”的新思路，打破了传统天人思维中神圣之天与义理之天并重的均衡。随着以宗法制为基础的西周家天下权威的日渐衰落，这种天命怀疑论思潮不断发酵，人们开始逐渐以理性为工具，对神圣主宰之天的权威进行全面的祛魅运动。这种思潮发展到极致，由道家提出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思想，完全褪去了天的神圣外衣，让其从属于道与自然，在天人关系中完成了从神圣之天与义理之天共同作为人与自然的主宰向理性之天单独作为人与自然主宰的转变。此后，法家更是进一步把理性原则功利化。
然而，神圣传统的失落，也造成了社会秩序的混乱和社会伦理底线的失守。正如孔子所见，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人们在现实生活与精神层面上被双重放逐天外。痛定思痛，思想家们开始结合新的时代主题对理性至上进行反思，为恢复社会稳定与心灵宁静寻找新的理论根据。
孔子通过恢复周礼，开启了重新寻找历史人文传统中合理因素来服务于时代需求的先河，同时提出仁作为调整社会秩序的新观念，为理性与传统的和解打开了方便之门，也为进一步寻找失落的崇高奠定了基础。由于孔子处于理性至上的鼎盛时期，所以在天人关系上保持了谨慎的态度：“子罕言性与天道”。他关注的焦点是现实生活中伦理与秩序的重建。
孟子继承孔子恢复传统与开拓创新相结合的思维模式，进一步从思维观念重建的角度提出“尽性知天”的思路，将知天（即把握天道）作为人类性善修养的归宿，这样就为孔子发轫的伦理重建运动寻找到了精神家园，从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理性思维与神圣意识重新找到和解之道，以此来救治理性滥用对世道人心所造成的破坏。孟子的智慧被后世学者继承并不断发展完善，最终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哲学表述，成为中国传统天人关系思想的标志性理念。
从天人之分到天人相参
发轫于孟子的天人合一观念实现了对理性滥用反思的理论突破，在此基础上，以荀子为代表的思想家们进一步在实践层面对理性至上思维进行清理与修正，将天人合一观念内化于具体的社会实践原则中，形成了天人相参思维。
荀子对天人相参思维的论述，从提出“天人之分”观念开始。长期以来，人们望文生义，把荀子的“天人之分”错误解读为“天与人相分离”，进而引申出“人定胜天”理论。其实荀子从来没有说过“人定胜天”，他只讲天人相参。准确理解荀子“天人之分”的关键在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