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橘子文/ 衷声在 Google 搜索栏里键入: “甘肃白银”,我得到了这样一些信息: 白银市地处黄河上游、甘肃中部,形似一片巨大的桃叶。境内矿产资源丰富,产铜、铅、锌、金、银、耐火黏土、蛇纹岩、萤石等等。 1956 年设立,是建国后随矿产资源建立的新兴工业城市, “支援大西北”目标地之一。这比张玮玮向我描述的那个魔幻白银,干瘪太多了。 2010 年, 张玮玮要与 20 年交情的兄弟郭龙出一张专辑, 起名《白银饭店》,“算是对在北京这 12 年的一个交代。”白银和北京, 是张玮玮前后触碰音乐与朋友、暴烈与平静的地方。白银少年, 烧过了青春, 眼望着北方,如今说的是: “人总归会成为他想成为的人。” 1980 年代的《橘子》和张玮玮的聊天发生在北京蜂巢剧场旁的小粥铺里。在这之前, 他在舞台上忙活了一晚上。孟京辉的音乐剧《三个橘子的爱情》这天演到第八场。观众发现, 舞台一角有个戴鸭舌帽的白衬衫男, 一直在键盘、手风琴、吉他和钢琴之间移形换位,十八般武艺,功力了得。《橘子》讲了三段互不相干的爱情故事, 第一个和第三个故事分别改编自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屠格涅夫的小说, 第二个故事则发生在内战时期的重庆,老孟太喜欢张玮玮的歌《革命杀手》,便由歌写了一个上海女演员和一心想革命的小少爷之间的爱情。张玮玮并不把《橘子》当爱情戏看,“《橘子》说的是出口。每个人有自己的出口, 有人搞政治,有人锻炼身体,有人恋爱”。 100 分钟的戏,有长达 80 分钟的音乐,在剧本尚一字未有时,张玮玮和郭龙花一个月时间把音乐先排了出来, 再花一个月, 将基本没有乐器经验的《恋爱的犀牛》全班底演员, 训练成了一支专业的橘子乐队。“老孟特热爱音乐,排《橘子》的时候他一本正经对演员们说: ‘干嘛呢你们,还抽烟!我们在搞音乐知道么? ’”张玮玮在剧里用上了苏州评弹《王魁负桂英》、陈升的《鼓声若响》和自己的不少歌。最后一曲《跟我走》,橘子乐队全体狂欢,有的举着酒瓶站上了钢琴, 有的用划拳作伴奏, 那是来自张玮玮家乡的经典黑芝麻白芝麻拳。闹哄哄里反复着一句歌词:“我不爱你, 还有别人爱你。我不伤害你,会有别人伤害你。”张玮玮和孟京辉尤其喜欢这个朋友们围在一起唱歌的画面。“纯80 年代的感觉。我们一在一起就是那股劲儿, 对什么都不满意, 看什么都不顺眼,盲目的自由,盲目的浪漫”,张玮玮的 80 年代情怀意象还有: 火车或坐火车, 人在旅途; 革命热情, 总觉得得为这个世界做点儿什么。这是他在北京的第 12 个春天。时间变成了烟,可是内心的东西不能让步,一点都不能。黑色回音室“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个忧郁的手风琴手, 为啥我唱流氓歌曲就有那么多人喜欢呢”, 2007 年, 张玮玮和郭龙在迷笛的民谣舞台上唱完《两只山羊》——那是一首结合了《诗经》与黄土高坡荷尔蒙的劳动歌曲——把自己和热烈鼓掌的人们调侃了一通。他声音低低的, 幽默可亲, 像个民国时的教书先生。从野孩子、美好药店、 IZ 乐队成员, 到给小河、万晓利、左小祖咒、王娟等人当乐手,再到 2007 年独立发声,张玮玮的忧郁形象保持了九年。有铁粉用一个“乖”字形容他,不是上海人乖囡囡的“乖”, 是重庆人用来表达对事物不可名状的喜爱的“乖”。有听过那首经典情歌《米店》的人, 断言能写出这歌的人骨子里似苏童, 张玮玮真找来他的小说看, 结果是完全读不下去。“我喜欢干燥一点的、性子烈一点的东西”, 赞美一个人一件事, 他用得最多的词有“干净、简单、结实”。对这类事物, 他心存敬畏。就像一唱起野孩子的《眼望着北方》和《黄河谣》,他就变了一个人,身上像注入了宗教仪式般的深沉。少年时在兰州的酒吧里第一次听到野孩子,张玮玮和郭龙在震惊里“找到了人生的方向”。“那还是 Grunge 时代,觉得玩音乐就是应该是长头发、皮夹克、电吉他延音什么的,野孩子一来,三个光头, 灰T 恤,吉他都用布包着,唱着西北民谣,认认真真,一身正气”, 那天晚上两个小孩激动得在马路上走了一夜, 不停谈论野孩子的力量和内炼。 1998 年,跟着野孩子到北京,开始在北京各个区县辗转居住,在各个乐队弹琴,在各个酒桌上喝醉,在各个城市唱游。“ 2002 年到 2006 年那四年,基本把我之后所有的事情都定下来了, 我的想法、我要表达的东西。过了这个点, 基本就靠回首往事过日子了”, 那四年里有磨和结疤, 他明白了一些事, 比如木心说的“中国人就是在无名无利的情况里争名夺利。” 2003 年“非典”期间,他在新疆呆了半年, 在伊犁一个村子, 每天清早 7 点钟起床练琴, 中午学冬不拉, 晚上学弹拨儿, 这段气沉丹田、匀速有序的日子成了转折点。“你把一串葡萄放到一个瓶子里面,放十年,它有可能变成葡萄酒, 也有可能变成某种……物质,我们,肯定会变成葡萄酒的”, 200 8 年7月, 张玮玮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