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联播》前世今生.doc

《新闻联播》前世今生也不同于纯粹的专题，其大致内容播出的顺序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外交、访问、会议以及视察活动，中共中央或中央政府开的某项会议，有意思的是，这里面的新闻先后次序排列完全不是以其重要性，而是由领导人的排名先后决定的，同样，在重要会议上，政治局常委以外的每一个政治局委员，也都会给与时长大体相等的镜头。 在组织架构上，《新闻联播》虽然隶属于央视新闻中心的新闻编辑部，但迥异于央视绝大部分栏目采用的制片人负责制，也没有专门的采编团队，主要由中心下辖的时政新闻部、社会新闻部、地方新闻部和新闻采访部四个部门供稿。 负责时政新闻供稿的时政新闻部，是其中最为要害的部门。和央视对驻者编辑一般要求是台聘以上的职工，这些在政治上要求绝对可靠的职工，因为近水楼台，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了地方官员争相结识的对象，以至于一位跟随采访了几年某届者，在家乡举行婚宴时，竟有当地4名以上副省级领导出席。随着这位领导退休，这位记者索性也走向了从政之路，现在已经是内蒙古某盟的副盟长。 似乎是作为一种特别的规格和待遇，在复兴路11号的央视方楼二楼，《新闻联播》是唯一一个享有专用审看间的栏目。每天下午五时半左右，分管新闻的副台长和新闻中心主任便在这里审看当天播出的《新闻联播》样片，重要的时政新闻往往还需经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领导审看。一条新闻最后能否上联播，除了分管的副台长和新闻中心主任，谁也心里没底。 曾经在地方卫视和央视都工作过的资深电视记者喻三龙(化名)，有选送新闻上联播和自己直接给联播拍摄新闻的双重体验。喻回忆，自己选送或拍摄的新闻，倘若能上联播，是一件相当令人兴奋的事情，倘若还能入选联播头条，通常会赢得领导的特别表扬。 喻三龙描述送审联播的数十次经历：巨大的联播审看间里，朝西是一台同样巨大的电视，审片时，分管的副台长和中心主任坐在东边的两张大沙发上，送审的记者、陪审的制片人和部主任等则分坐在南北两侧的长椅上，沙发中间的茶几上有两部引人注目的电话，其中一部是可以直通中南海的红机电话。 喻三龙印象最深的是好几次正在审看时，红机电话一响，审看的台领导手一抬，送审的记者立即按住暂停键，众人马上屏息静气。鸦雀无声中，就见领导对着电话一边点头一边说是是是，等到领导放下电话，手一指，记者马上按下PLAY键，大家也跟着松了一口气，继续审片。审过了的，欢天喜地，赶快将样片送到新闻编辑部联播组当天的值班编辑手上；要改的，屁滚尿流，也立即蹦到隔壁机房修改；片子毙了的，垂头丧气而去。 3、杨伟光改革 对《新闻联播》的开创性贡献，无法绕过一个人。这个叫杨伟光的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在1985年调任央视副台长时，还完全是一个电视外行。但到1999年杨卸任央视台长一职时，其才华和贡献几乎获得台内外一致公认，央视新闻中心一位资深制片人回忆，身为台长的杨伟光，能为一个选题一个策划到上级宣传主管部门据理力争，在那里“说话也很有分量”。 1986年1月29日，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升空发生爆炸，《新闻联播》将其列为头条，并播放了足足6分钟。将国际新闻置放在国内新闻之前播出，这是一向以刻板形象示人的《新闻联播》最为出位的一次。在刚刚出版的《杨伟光的央视岁月》一书中，现任中的杨伟光透露，这是他亲自拍板决定的。 《新闻联播》在新闻领域的突破，由杨伟光最得力的一个部下孙玉胜协助完成。1993年，孙玉胜率领从联播出来的一批人招兵买马，创办《东方时空》，第一次在中国电视界引入早间新闻的概念。次年4月1日，孙玉胜又在联播之后的13分钟时段开办《焦点访谈》，用杨伟光的话来说，是“让评论性节目进入以联播为核心的晚间黄金时段”。以此为基础，央视发展成立了新闻中心新闻评论部——这一中国电视媒体圈内赫赫有名的先锋团队。 央视新闻中心一位主编回忆，《东方时空》刚刚创办时，几乎成就了中者出差时甚至会碰到激动万分的列车员亲自端来洗脚水。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痛并快乐着”的白岩松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偷偷过来评论部干私活，一边还在感叹“一条狗牵进中央电视台叫几天就会成为一条名狗”；而离开湖南卫视来到新闻评论部的王志，正在地下室里过着后来被他称为“打了8年临时工”的北漂生活。 新闻评论部首任主任孙玉胜现在已是央视副台长。在一本名叫《语态——改变中录了从1993年到2003年创办新闻评论部这个过程。这种极具开放性的文化氛围，一直延续到1990年代末。一部名叫《分家在十月》的新闻评论部年会视频作品，在网络上广为流传，成为对这种氛围的经典诠释。 “时间紧，任务重，能不能绕过真理部？”2008年元旦，在央视附近一个茶楼里，凤凰新媒体总编辑吴征回忆起该片经典台词时仍然激动，“是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