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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人格分析
——以工具型人格和独立型人格为例
李嘉琳 11汉语言文学刘良平 11包工
陈丹青 11法学
工具型人格
工具人格产生的原因
在近代社会,工业革命和商品经济突破了自然关系的限制,把人对人的人身依赖关系转变为人对“物”的依赖关系。
一方面,市场经济的确立保证了个体活动的自主性,促成了社会上“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
另一方面,在行政管理的领域,因从属于科学理性的需要和效率的追求,以层级化的制度设计为主要特征的官僚制应运而生,行政人员之间的关系主要依赖于各种各样的制度规章和行为规范来建立。这种形式化的制度设计,将行政人员降格为管理生产线上的一颗螺丝钉,换言之,行政人员只要按照既定的制度规章去办事而无需发挥太多能动性,就能实现行政管理的目标。
因此,在官僚制中,行政人员完全成了管理的工具,所形成的人格就是一种工具人格。
工具人格的特征
官僚制的形式化表现是以牺牲人的需要和价值为代价的。
(1)行政人员被定格于严密的层级体系中,层级之间强调对权力的绝对服从,决不允许有下级对上级权威挑战的现象。
(2)行政人员必须严格遵循组织规章,一切按规章办事,规章的合理、合法性不容置疑。
(3)官僚制以效率为组织的主要目标,效率至上在行政人员中造成一种实质上的功利主义倾向。
(4)官僚制是一个责任中心主义体系。
(5)官僚体制排斥一切非理性因素。
案例:“牛寨大队的1960 ”
牛寨大队的1960年是从饥饿中开始的。

大年三十那天,队里的食堂没有开火,村里人直到初一才分上碗红薯面稀饭,大人七分瓢、小孩三分瓢。稀稀拉拉,“看着跟驴尿差不多”。那时村里也有人去找老雁屎,把夹杂在中间没消化掉的麦粒洗洗,煮来吃。
村里的老人说,那哪儿算是春节?应该叫“鬼节”!
那一年,不少人真就成了“鬼”。离去的人,大多死于饥饿。牛寨大队是当时阜阳县行流公社(今阜阳市颍泉区行流镇)下辖的10个大队之一,1960年年初,大队总人口4062,但到1960年年底,只剩下3132人。死了将近四分之一。
由于过度饥饿,村里不少人都患了浮肿病。但那一年,正好赶上时任董必武来阜阳视察,当地领导为了隐瞒灾情,通知各大队禁止浮肿病人出门。时任牛寨大队大郭生产队队长潘文体就听说:有个地方把所有浮肿的人都关在一座破窑洞里,窑洞突然塌了,死了一百多人。
潘文体对牛犇(注:作者)承认,上面来检查的时候,他也曾把饿得浮肿的人关屋里,不准出来。但有一次,他却豁出去了。
当时,时任阜阳县委书记处书记白永利下来检查。潘文体虽弄清对方的职务,却觉得与其饿死,不如豁出去闯一把。他把生产队里浮肿的人都喊了出来,“都给我撵!撵那些检查的人!”
那天潘文体走在最前面,后面跟着一批浮肿的人,一个个瘦得没人样,走路一歪一歪。来检查的白永利一回头,看见他们,问他想干啥?他说,“我是生产队长,我们没东西吃怎么弄?”
一旦将人性中所有的“恶”都归咎于一个时代,也就无所谓忏悔、无所谓救赎。当年的村干部没有一个人会承认惨剧与自己有关。牛犇问他们:“怎么能说没关系呢?”得到的回答往往是,“上面让我这样搞,我就这样搞。”
牛犇觉得,这些老人身上“最可怕的便是麻木”,“那个时代的人似乎没有谁去考虑是谁造成了这样的问题”。
虽然大队很多百姓都把矛头指向大队书记张效林,当时甚至有人专门写举报材料揭发他吃饭不给钱,牛犇却不忍心再追问这些。张效林的一句话让他印象深刻:“现在的干部不也一样?”
他觉得,张效林其实也是个受害者,“完不成任务上面也熊(骂)他”,“挨饿的时候,其实他的腿也肿。”
张效林曾提起和公社队长周培云一起下乡,两人被石头绊倒后便爬不起来,趴在地上,一直睡到了天明。“那时候干部实在是不好当,上边经常来查,食堂没搞好,是你的事;生产没上去,也是你的事。”张效林说。
他也曾反思。“当时省里不承担责任,县里不承担责任,但上边搞的怎么能怪下边呢?”张效林对牛犇说,“谁敢提意见呢?下级绝对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况且一两个人也坚持不了,结果我们成了替罪羊。到最后一起处理,说这是一批坏干部。”……
节选自《南方人物周刊》299期
天灾?人祸?
上个世纪60年代的大饥荒本来只出现在小范围内,但由于各级干部欺上瞒下,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仍“坚决服从”上级进行大跃进的指示,最后导致了惨剧。
当时中国政府内部实际负责的高层官员出现了一系列的重大的政策性失误和伴随的一些过激的反“右”倾扩大化政治运动和内部政治斗争。其影响最大的为大跃进时的各级官员出现严重的官僚主义,各级干部追求农业生产单产、总产“浮夸风”和不顾工业基础薄弱片面追求钢铁生产高产量的“大炼钢铁”。
这些政府官吏的官僚主义作风,加上强硬摊派一级一级的增加数量的违背工农业生产规律的做法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