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如何爱国来源于财新《中国改革》2013 年第 10期出版日期 2013 年10月01日|评论(0) 特约作者| 戴志勇国家是什么戴志勇:近来,中国海周围纠纷不断,尤其中日之间情势一度紧张,国民的爱国情绪高涨。你怎么看待爱国主义? 许纪霖:按照洛克的观点,古典自由主义者认为国家是必要的恶,是实现个人权利的工具,没有内在价值,如何限制统治者的权力才是重要的事。古典自由主义者很少研究国家的意义,很少谈爱国主义,甚至认为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两个病灶。然而,我对爱国运动怀有同情性的理解。我们要思考的是,国民有爱国的义务吗? 近一百年前的民国之初,在陈独秀和李大钊之间,曾经发生过一场争论。陈独秀憎恨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在《甲寅》杂志发表文章《爱国心与自觉心》,轰动一时。他认为,国家只是人民福利的工具,对于残害人民的国家,没有什么爱可言。李大钊随之写了《厌世心与自觉心》,他从陈独秀激愤的厌世之论中,看到了他对国家的挚爱之情。的确,一个常常批评国家的人,往往是爱得真切而生恨,而真正的不爱,乃是冷漠。陈独秀的问题是将政府与国家混淆起来,而在李大钊看来,国家不是袁世凯可以代表的,是属于所有国民的共同体,所谓的自觉之心,乃是一种“改进立国之精神”,为“求一可爱之国家而爱之”。因此, 要回答要不要爱国,首先要将什么是国家搞清楚。国家(nation-state )是一个近代的概念,中国历史传统里面有“家国天下”,但那个“国”不是近代的国家,指的是一家一姓之王朝,是私也,只有天下才是公。今天,我们常常将政府与国家混为一谈,乃是王朝就是“国”的传统观念的残余。中国人很难想象一个既非天下、又在政府之上的国家,那样一个抽象的共同体。如果一定要在古代概念之中寻找的话,“社稷”比较接近,但内涵远远不及近代的国家那般丰富,带有原始的氏族共同体意味。如今世人经常在祖国与政府的层面上讨论爱国,要么爱祖国的大好河山、五千年历史,要么爱党爱政府,独独缺乏对一个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想象。那么,民族国家共同体究竟是什么?简单地说,它具有双重性质,一个是民族的,指的是历史文化共同体,中华民族就是国家共同体的国族表现形式;另一个是政治的,指的是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政治共同体。国族和国家这两个共同体的建构在中国至今没有完成,因此才有什么是民族、什么是国家、要不要爱国等诸般争论。戴志勇: 民族国家是近代的产物,它和欧洲的启蒙运动是什么关系? 许纪霖:民族主义本身也是启蒙运动的产物,个人与近代民族国家是在启蒙运动当中同时被发现和建构的,正是启蒙运动将个人从中世纪的家庭、封建共同体中解放出来,改造为与国家同构的具有同一性的国民。现代的个人虽然是自主的、理性的、自由的主体,但他不可能脱离具体的历史共同体而孤独存在,现代社会越是将个人抛到无依无靠的原子化荒漠,人们就越是要寻找自己的家园,寻找可以认同的归属感。而国家,正是与这种强烈的认同感、归属感有关。德国近代的文化民族主义鼻祖赫尔德说过一句话: “乡愁,是一种最高贵的痛苦。”何处是故乡?在国内,可能是指你出生成长的老家,而到了国外,就是生于斯长于斯的祖国了。祖国( country )这个概念要比国家广泛,它是一个个人无法选择的、自然的文化地理共同体,生于斯长于斯,是身体和心灵的故乡, 与家族、个人的集体记忆有关。台湾的舞台剧《宝岛一村》中,打动观众的是一群客居台湾的大陆老兵半个世纪的思乡情怀。这个乡愁所怀恋的未必与政治有关,乃是非常具体的大山河川、衣食住行、风土人情,是海峡两岸乃至全球华人共同拥有的大中华情结,这是一个天然浑成、历史积淀而成的“文化中国”。现代的国家虽然也像祖国那样是一个文化历史共同体,但国家不是天然的, 而是如同本尼迪克·安德森所说是想象的产物,或者像安东尼·斯密斯认为的那样是重新建构的。国家不仅有政权建构( state —making ),而且有国族建构(nation-building )。一个炎黄子孙的寻根,也许只需要到“文化中国”那里, 但一个中国国民的归属感,仅仅有祖国是不够的,还需要到民族国家共同体那里去寻找自己的价值皈依和政治认同。中华民族是什么,中国是什么戴志勇:汉、藏、蒙、满、回等也叫民族,中华民族也叫民族。他们是什么关系?需要怎么构建我们的民族共同体? 许纪霖:我有一个基本的看法,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国族,其建族的历史使命依然没有完成。为什么?在这里,我们要将中华民族与华夏-汉民族区别开来。作为炎黄子孙,我们在意识当中常常会不自觉地将二者简单等同。费孝通先生曾经将中华民族视为多元一体,一体指的是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而多元则是包括汉族在内的 56个民族。汉族虽然占国族人口的 90% ,但是否形成了国族认同,不是由主流民族说了算,而是要看少数民族认不认同。国族建构如何实现?可以概括为八个字:尊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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