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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法律解释方法中的目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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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法律解释方法中的目的解释
姓 名 王镥权
专业班级 法律硕士09级在着解释法律的目的论呢?在法学史上曾出现过目的论法学，也出现过法律无目的的观点。从边沁到耶林的功利主义法学，视目的为法律的核心特征， 但在哈耶克的法治观中认为法律是无目的的。哈耶克认为，如果目的指涉“特定行动的具体可预见的结果”，那么功利主义当然是错的，在目的的通常意义上，即“特定可预知事件的预期上”，法律不是任何目的手段，而只是人们追求各自目标的一个条件。在此意义上，法律不服务于任何具体目的，而服务于不同个人的无数不同目标。或者说或正当行为规则不服务于（具体的和特定的）目的，而服务于（抽象的和一般的）价值。
下面我们通过诺内特和塞尔兹尼克的所著《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一书来窥视目的论法学。诺内特和塞尔兹尼把法的类型分为三种：压制型法、自治型法和回应型法。这三种类型都是抽象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可能会呈现某种类型的突出特点，但也都可能具有“混合性”特征。三种类型的划分仅是一种理论上的发展模型。[5]我们注意到在每一种类型中都存在法律目的方面的区别，或者说他们是在用目的来解释不同法律类型的特征。比如在压制型法中，法律的首要目的是公共安宁，不惜任何代价来维持治安，满足总体安全的社会要求。当然这种要求是在对统治秩序的追求中不自觉地表现出的。在这个过程中统治阶级的道德与法律结合起来，服务于政治目的，“法律是柔顺的工具”、“自由裁量权蔓延”，强制是广泛的，法律解释与统治阶级的意志息息相关，法官（或行政官员）根据法律的这一本质解释法律的意思。在压制型法中，法律的目的呈一元化趋势，因为目的多元则会对法律意义的安全性构成威胁。在压制型法中我们看到的只是一种目的——维护统治秩序，法律其他目的则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而在自治型法中，强调法律与政治的分离，宣布司法独立；对法律秩序的追求采取的是规则模型。规则和法官是法律的中心，法律的主要目的是在程序中实现公平，忠于法律被理解成严格服从程序法和实体法规则。在法律解释方法问题上，学者们一般都反对目的论的解释方法，因为对目的关注可能会导致自由裁量权的扩大，所以要求“通过认真对待语词”来维护法律意义的安全性。在自治型法中“规则是权力合法化的一种有效方法。它们准确地确定官方权威的范围和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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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法官被认为是受规则的约束的，自由裁量权受到了严格的限制。
在自治型法中，“法律秩序成了控制压制的一种方法”，合法性被当成行为的最高美德，法律所规定的目的就是法律的目的，不允许在法律之外寻求目的，也就是说对法律的服从就是目的。可以说，目的在自治型法中受到了规则和程序的扼制。诺内特认为，与自治型法相适应的严格法治原则，加剧了法律本身所固有的开放性和法官等忠于法律之间的紧张关系，而“这种紧张关系构成了法律发展的一个主要问题”。[5]因为要求法官绝对地忠于法律，就会使他们丧失对周围环境的敏感性，严格对法律负责也会助长或孕育了形式主义和退却主义，它使机构变得僵硬，无法应付新的突发事件。为了缓和这种紧张关系，就需要回应型法，即在自治型法的基础上“采取这样一种姿态，一个机构需要目的的指导。目的为批判既定的做法设立了标准，从而也就开辟了变化的途径。同时，如果认真对待目的，它们就能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从而减轻屈服的危险”。[5]
由于在回应法中引入了目的论，因而才能克服法律的封闭性，使其面对未来开放，才能使规则与自由裁量权结合起来。回应型法是在呼唤一种更有目的、更开放的法律秩序。“从自治转向回应的关键一步，就是法律目标的普遍化”，“因此，回应型法的一个独特特征是探求规则和政策内含的价值”。[5]对法律中的目的的关注根源于自治型法的发展。“恰恰在一种以规则为中心的法律秩序中，为了减少对条文解释的恣意，或者制止官员越权行事——即超出授权范围行事，推论必须经常要求离开规则而求助于目的”。[5]“目的论的基本预设是，在可供选择的解释方案中，有一种能更好地服务于制定法的最终目的。因此，目的论点的效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即把立法者视为一种意图通过恰当的手段实现目的的工具主义团体。”[6]在富勒强调目的在法律事业中的中心地位时，或者在德沃金和休斯把原则和政策看作是法律推理的根据时，他们表达了现代人对一种能够有效应变的法律秩序的向往。
把目的论引进法律，可能会带来利与弊两个方面：从有利的方面看，利用目的解释法律，可能会提高法律推理的合理性，使得传统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区分更加困难；“有目的的法律思维限制了官员退隐于规则之后和逃避责任的倾向，”从某种程度上说，目的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