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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学术界对“红色资源”的概念表述不一。而且现有的概念都或多或少存在着一些不足和片面性。本文试就这一问题展开论述,并提出我们的研究观点,以便求教于,引起学术界广泛讨论,为构建我国的红色、航天精神等;在物质载体层面上,集中反映在蕴含这些精神的英雄人物事迹、历史文献、文学艺术作品和纪念地、纪念物等。[4]
认为“红色资源”既没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也不存在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而是以中国革命道路、革命文化、革命精神为涵。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比较少,这种观点与第一、二两种观点的区别就在于:它进一步扩展了“红色资源”的涵,将其涵扩延至革命道路、革命文化、革命精神等。代表人物有康平,他认为“红色资源以中国革命道路、革命文化、革命精神为涵。”[5]
三、对“红色资源”概念现有界定存在的问题剖析学术界目前对“红色资源”概念的界定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达成了小围的一致,这就是“红色资源”的创造主体是指“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但现有的概念界定依然存在着进一步深化探讨的空间,具体而言,现有的概念界定仍存在着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
1.对“红色资源”的涵主体认识不统一。 关于“红色资源”的涵主体是什么?目前学术界认识不一,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红色资源”的涵主体是“精神”,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伟大精神。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郭晓平认为,“红色资源”的主体在于 朱小理,胡松,宇光:“红色资源”概念的界定 17第31卷 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精神”,特指以物质载体形式表现出来的精神涵。 [6] 第二种观点认为,一切有着共产主义色彩的 革命遗址与精神等都可以算做是红色资源的主体。例如:徐艳萍认为,“红色资源主要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和战争时期建树丰功伟绩所形成的革命遗址、纪念场所、标志物、遗存物品和文献,以及承载革命历史、革命事迹和革命精神的载体等。”[2]实认为,“红色资源”是由精神核和物质载体构成的“红色文化”统一体,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相结合的产物。 [4] 第三种观点 认为,那些能够顺应历史潮流,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一切革命活动中凝结的人文景观和精神也都是红色资源的主体。例如:谭冬发、吴小斌认为,“红色资源即指那些能够顺应历史潮流,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一切革命活动中凝结的人文景观和精神。”[1]王姣艳、振东等人也认为,“红色资源可以概括为教育主体利用古今中外一切反映历史进步和民族发展的先进人物、先进事迹、纪念物及其承载的精神,对教育客体进行以爱国主义教育为主的思想政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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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对“红色资源”的时间外延有争议。 关于“红色资源”的时间外延,主要存在的争议是:“红色资源”是否包括建国以后直到现在的这段时间所形成的精神及其载体?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红色资源”概念的时间仅仅是指革命战争时期,红色资源是革命战争时期的产物,并不包括建认为,“红色资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实践中创造的”。[5]谷玉芬也认为:红色资源是指革命战争时期包括红军长征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等重要的革命纪念地、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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