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仲马式小说对金庸小说创作的影响.doc大仲马式小说对金庸小说创作的影响摘要:二十世纪的文学深受西方文学的影响,中国文坛在中西合璧中灿烂,香港这个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地方给了金庸更具氛围的创作环境,其中大仲马式小说对金庸小说创作有着很大影响。关键词:大仲马式小说;西方创作技巧;金庸武侠传统文化因素法国政府在授予金庸骑士团荣誉勋章时,法国驻香港总领事在赞词中称誉他是“中国的大仲马”,金庸本人表示,“我所写的小说,的确是追随于大仲马的风格。在所有中外作家中,我最喜欢的的确是大仲马,而且是从十二三岁时开始喜欢,直到如今,从不变心”[5]。金庸武侠小说中可以看出深受西方“通俗小说之王”大仲马的影响。首先是小说与历史的关系。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三剑客》/《侠隐记》)《基度山伯爵》、《玛格烈王后》,或是直接取材于历史,或是以历史作为背景,使故事的展开获得了宽广并且看上去比较真实可信的舞台。而他并不是要写历史小说或是演义,“他只是借用历史,从历史中寻找一点因由来驰骋自己的想象,写出一个个活脱脱的人物而已。”[1]换句话说,历史只是大仲马为自己小说进行时空定位的一个框架,用来还原历史典型中的精神。金庸武侠通常以历史上真实存在的朝代为背景(当然也有如《笑傲江湖》没有特定年代却可能发生在任何朝代的小说),他对待历史的态度与大仲马相似。他自己曾说:“《三剑客》教了我怎样活用历史故事。”也就是说,金庸像大仲马一样,只是把历史当做“用来挂我的小说的钉子”[3]。历史的存在为金庸的武侠小说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时间、空间,增强故事的可读性和真实感,然后展开丰富的想象力,遨游在历史的海洋中。如《书剑恩仇录》,借家乡海宁一带流传的乾隆原来是陈阁老之子、出生后就被雍正调包进入皇宫的民间传闻,虚构出以陈家洛为主人公反清复明的故事,其中出现了乾隆这样真实并为人熟知的历史人物,在重大关节上却又不违背历史真实。《鹿鼎记》一方面安排了重要的历史人物康熙皇帝,写了这个贤德有为的“明君”,另一方面又大胆塑造了韦小宝这个特殊的虚构角色,让他参与一些重大历史事件。这些表明,金庸在吸收借鉴大仲马的经验时,甚至比大仲马做得更好,他敢于虚构某些重要环节,让自己的武侠故事深深嵌入历史、毫无违和感,使传统文化氛围与背景下慢慢传达出符合现代人需求的意识与精神。其次,在一些情节的设置上金庸化用、借鉴了大仲马小说。如金庸《天龙八部》中,逍遥子前辈塑了“神仙姐姐”的唯美石雕,使段誉在看过之后念念不忘,遇到与石雕美人长得一样的王语嫣,由此展开一段情,这让人想到大仲马在《二十年后》中描写的阿托斯与石雕美人之间的爱情,都是凡人与石雕之间的纠缠,不能简单地说是巧合。更为相似的是金庸的《连城诀》与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金庸曾承认《连城诀》是顺了大仲马的思路,这两部小说的主人公都受到仇家陷害而被下狱,并且未婚妻都被仇敌夺走,但他们二人又都在狱中因祸得福,《基督山伯爵》中的邓蒂斯在地牢遇见神甫并从神甫法利亚那里学到了渊博的知识、得到大量宝藏;《连城诀》中的狄云则在狱中遇到了丁典并从丁典那里学到了高强的功夫。后来,他们都因心上人为仇敌求情而救仇敌一命,小说的最后,他们都实现了复仇,同时表现得宽容大度,对仇敌的惩罚可以看作是一种“替天行道”式的报应。最后,在结构上,《基督山伯爵》一位名叫爱德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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