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安：主语是我，不是我们.doc

笛安：主语是我，不是我们.doc笛安:主语是我,不是我们作为80后作家,她获得了市场与体制的双重认可;生于作家家庭,她比同龄人更能感受代际造成的观念差异。人们期待她成为某种桥梁,但她说只想也只能代表她自己。去作协开会体制内的作家都知道“去作协十楼开会”是什么意思―新书出版后,即使印数很少、影响不大,出版社或者地方作协也会组织一批文学评论家,到中国作协大楼十层的会议室里开个研讨会―这是传统体制内必须完成的一个循环仪式。“80后”作家笛安在2012年7月的一个下午完成了这个仪式。那一年,她的代表作“龙城三部曲”完结,在随后公布的作家富豪榜中,她以580万版税上榜,排名第11位。在她之前,很少有知名青春文学作家在中国作协召开过这样的研讨会,郭敬明没有,韩寒也没有。一位文学评论家接到参会通知时觉得挺惊讶,“我们一直面对的是传统文学作家”。自2000年以来,青春文学开始成为一个独特的门类,逐渐占领图书市场。最初那几年,一本书只要贴上80后作家的标签就很容易出版。在他们之中,市场成绩最好的郭敬明,小说总销量超过千万册,他把读者定位在14-21岁的青少年,这个固定的人群成为他的忠实粉丝,也为他后续作品的影视化买单。但因为作品缺乏深刻的思想性,青春文学一直难以被传统文学界理解和接受,郭敬明也曾承认,青春文学畅销的同时,在文本、深度以及世界观的构架上是有缺陷的,“但笛安非常好地均衡了这两点,产生巨大的影响力的同时,保证了文本的质量”,郭敬明说。笛安出生于一个传统作家家庭,20岁即在文学刊物《收获》上发表处女作,她的出现让壁垒两边的人看到了和解的可能。与其他“80后”作家不同,她写的既不是残酷青春和另类生活,也不是反叛教育体制的话题性小说,而是讲述传统的家族伦理。中刘恒赞叹,“这个小孩儿笔力很冲,坦率说,某些地方看到张爱玲的某些影子。”笛安真正进入公众视线,是2009年小说《西决》的出版,这个讲述北方工业城市里三个堂兄妹在家族漩涡中挣扎成长的故事,首印20万册,两周后即加印,当时她已经加入郭敬明旗下的最世文化成为签约作家,连公司楼下的报刊亭大爷也进了三五本书来卖。“你知道这个什么意思呢?”郭敬明对笛安说,“你从此不一样了。”如今,这本小说的销量已经超过100万册。在微博上,她拥有124万粉丝。2014年,新浪做了一个十大好书榜的评选,她在微博上转发这条消息之后,没有想到“我的读者们硬生生地、一票一票地就这样把我送去了一个最佳人气奖,那个都是非常严肃的10本书,然后都是《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啊,都这样的书”。研讨会的召开则意味着这个年轻女孩获得了文学大家庭的认可,“笛安有一个特殊的资源和使命、责任,肩负了一个,我们这儿可能没干好,中断的一种新文学以来的精英文学传统,怎么跟80后的写作结合。”文学批评家邵燕君在研讨会上说。刘恒发言时则像个大家长:“我希望孩子继续往前走,不辜负长辈的希望,我们完不成的任务由你们来完成,我是希望你为整个文学大厦、为人类的精神世界,贡献你们的能量。”三年后,面对《人物》记者,笛安谈起那场研讨会笑了起来,“难为前辈们,都是下午开会,上午再看一眼我的书”。32岁的她留波浪卷发,背香奈儿包,穿一件酒红色露肩毛衣,喜欢谈论生命中的故事、对文学的理解、创作的苦辛,但并不关心什么“使命”。媒体称之为连接青春文学和严肃文学的桥梁,“他们开心就好”,她笑着说,“其实是大家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