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好人 读书笔记.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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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疏论包拯之接受三司使的任命，说道：“心中藏于中，而人所不见;迹者示于外，而天下共瞻。”他是说人心隔肚皮，评价一个人，可信赖的还是他的作为。不过，如果得不到情感的线索，一个人的作为，或为迷雾无自己的价值体系。那种社会没有管理，像个战场，任由强者逐鹿，也任由“忠”“孝”之类的狭念像野兽一样不受羁束地驰骋冲突。
人常奇怪骄傲一生的嵇康临死前写的《家诫》，小心烦琐，简直不像《与山巨源绝交书》的作者写的;捧韩愈为“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的苏轼读到韩愈的《示儿》，失望地说“所言皆利禄事”。我不知道他们希望嵇康或韩愈怎么写，难道对自己的儿子也不能说几句老实话吗?
好人主义需要坏人，来做制度性失败的替罪羊。西谚有云：Hate the game，don’t hate the player。我们的传统反是。
“为了失败而斗争”，这话听着虽怪，偶尔也是实情。东林党中后期的一些作为，从某种逻辑上说，望似并不愿取得实际的政治成，倒像是巴不得被镇压，以轰轰烈烈地失败。——并不是说当时真有人这么想，但人扮演被分配的角色，并不需要心里明白。如果东林党全面接管政治，丝毫不能挽回明王朝的颓势，崇祯朝的经历已可验证这一点，那么泛道德主义的破产，当无可逃避。失诸朝而得诸野，唯有政局的失败，才能维系教义的稳固;王朝的灭亡，掩护了思潮，使之得以长存;何况悲剧给人机会以成为烈士，其中包括那些若值喜剧只能扮演丑角的人。
人对自己不满，多半要移怒于他人，所以北宋人平和，南宋人脾气就坏，盛唐人宽松，晚唐人就苛细。吴三桂在清代的名声何以如此不堪?若说是因为引满洲兵入关，则大家都是“本朝的人”，马不说驴脸长;若说是因为造反，而以遗民自任的人，也在骂吴三桂。我想清初的人，尽管已输诚于清室，而且立刻做到忠心耿耿这一老本行，但心里多少还是有一点不自在的。这种不安，自己对自己都不会承认，其表现，大概也只在痛哭吴三桂之类的事情上。
那时的舆论很严厉，如果谁有一点丑闻，大家一拥而上，深揭猛批，尽性而去，好比一群道德的掠食者，每天在等新食物，一发现别人的毛病，立刻精神抖擞。李光地自己是词臣出身，也没做过十分出格的事，而不见容于清议，他后来回想，总以为是政敌从中构间，其实还是自己做错了事，且赶上一个不容错的时代。
哪些是人性的弱点，哪些是邪恶，那时的人并不去分别。事实上，李光地自己也信奉的道德哲学，就想消灭人性的弱点，甚至逼人为善。劝善与逼善是有分别的，因为道德命题并不对称。我们可以说让梨是高尚的，而不可以就此反推不让梨就不高尚，不道德，无耻，该打屁股。提倡美德，是鼓励性的，推行规范，是禁止性的。规范禁止杀人，但我们很少会在日记里写下“今天又没杀人”，以为做了好事，沾沾自喜。反过来，人没有达到某种美德，不意味其在道德上有缺陷。经常发生的是，那些鼓励性、建议性的伦理信条，被不正确地逆推后，产生了一种压迫性的道德环境。
改善自我评价最便捷的办法，是发现别人的错处，力批之，特别是对那些自己也犯过、有可能犯、想犯而不敢犯的错误，更要大力挞伐。所以通常，我们看一个人最喜欢抨击哪类事情，便猜他最受哪些事的吸引，可有一半的准确率。当然最好还是不这么做，猜想别人的动机，实在不是什么好习惯。
在所有的错误中，软弱的错误，是人们最愿意腾口讥评的。
古代，帝王得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