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未了“昭君怨”.doc

千年未了“昭君怨”.doc1千年未了“昭君怨”在不同时代、不同版本的美女谱系中,几乎都少不了王昭君;而王昭君“出塞和亲”,确曾带来过边疆的和平与百姓的安宁,据《汉书》上说,昭君和亲后,“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按照常识,有上述两样,人们便很难再把她污名化了。或者说,遵循日常理智,人们应该不会对王昭君施以某种高调的道德指控和声讨。但是,很遗憾,对于昭君的道德指控和声讨,居然真实地发生过,指控者甚至是一些所谓知识精英,宋、明两代都有拟昭君为褒姒、玉环者,他们往往特别不能原谅其实更可能出于传说的昭君不耐寂寞的“请嫁”,以及她遵循胡俗、于史有据而与两代单于的“续婚”,说她“不堪坐守寂寞苦,遂愿将身嫁胡虏”(孔平仲《王昭君》)、“纲常紊乱乃至此,千载玉颜犹可耻”(高明《昭君出塞图》)。自然,历史上也有更多喻昭君为“烈士”、为“忠诚”化身的慷慨悲歌,以致在后世的文艺作品中,还设计出昭君抵死不入番界,最终殉国自尽的戏剧性情节。如此云泥之别的评判,是因为什么?有关昭君身世的历史记载,哪些可以落实,哪些仅仅是附会?进入文学作品的有关昭君的种种故事,是如何演绎过来的?在漫长的流传过程中,王昭君究竟唤起了国人怎样的基于个人身世际遇的情怀,怎样的基于家国天下的抱负,怎样的基于伦理观念与道德意识的良知与恶意?蒋方的《昭君与昭君文化》为此提供了既审慎又周到、既通俗又专业的诠释与解答。2一、王昭君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昭君与昭君文化》梳理了历史上昭君大致有过的行迹:她的出生地、她的姓名、她的被征选、她的北上长安、她的宫廷生涯、她的出塞、她之作为单于阏氏的经历和遭遇,在可能的范围内,不仅努力还原了昭君的生平,而且还原了昭君生前身后的王朝历史,其政治、经济、社会、交通状况,还原了昭君时代的边疆、族群、族群之间的冲突与和平,包括匈奴内部的分分合合、单于的传承统绪,等等。而对作为人文地理重要关节的王昭君故里――湖北秭归兴山,包括那里流传至今的风物民俗,以及传说中她的葬地――“青冢”,尤其多所著力,不仅有大量基于历史文献的分析考辨,还有实地的田野调查。强调历史的真实与准确,并不是要否定传说的意义,否定昭君形象的审美功能,而是强调历史的归历史,传说的归传说,事实的归事实,想象的归想象。这一点,对于中国史学从业者来说尤其重要。因为在古代中国的文化与文明中,宗教、历史、道德、神话、政治常常是浑然一体,互相缠绕的,它们之间的边界非常模糊。在很长时期内,无论是精英知识者,还是蚩蚩之氓,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无不秉承着一种人神未判、虚实兼容的历史意识与宗教意识,追求事实的真确未必是终极目的,终极目的更在于道德伦理秩序的完整,更在于通过人文化成创造整体性的社会和谐与安全。或者说,通过历史叙事,给社会提供一个有章可循的文明的轨辙,一个值得延伸和继承的传统,一个深沉饱满、取之不竭的精神策源地。在某种意义上,历史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宗教”。受有机主义和整体主义世界观与生命观影响,古代的历史叙事中,每每包含了神话、传说乃3至政治性、道德性的演绎与附会,人们并不因为混淆了“真实”与“臆想”的界限而觉得不恰当。基于此,现代中国学术建构的第一步,就是把中国历史文化从蒙昧的道德演义中解放出来,以专业性的学术思维取代教化的逻辑,以充足的学术理性清理政治化的情感性的引申与附会,这其实就是“五?四”时代的文化领袖们曾经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