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角度看帝制.doc

从经济角度看帝制一、绪论本节为由经济的角度看帝制中国公共工程的四篇系列论稿当中的第一篇。其所涵盖的时代,起自秦朝统一天下,而以 1912 年清室覆亡为止。第一篇讲词将提出一些导论性的意见。其他三篇讲词则要处理劳力、材料与资金以及在那种环境下的经济思想等等问题。虽然我立意要将注意力大致都放在公共工程的经济面上,不过我也要由其他角度作一些观察,尤其是其政治上与宗教上的意义。偶尔,我或许还要触及到技艺与工程操作一类的事情。中国历史里头,著名的巨大公共工程很多,俯拾即是。我们随便举个例子吧!大家可以想到华北边境上的长城、联络平津地区与长江流域下游的大运河、历代王朝京城( 比如说长安、洛阳、南京和北京) 与内外的宫殿陵寝、建有高塔的玄宫梵宇,以及满室琳琅的雕刻与壁画,令人难以忘怀的洞窟。如果我们要把那些不甚驰名的建筑也算在内,恐怕这个清单便无从列完了。依据规模与功能,可以将公共工程按照不同的方式加以分类。魏复古(karl a ., a study of total poe remarks on irrigation under the t’ ang) 的文章作出发点。在这篇充满智慧的文章中,杜希德巧妙地指出唐代灌溉工程本质上具有的分权性格。他指出,中央政府的两个机关,即水部和都水监只扮演有限的角色。他强调工程计划系由地方政府的官员,尤其是刺史、太守等来策动的。他也强调地方上有组织的所谓“渠人”团体在实际将这些工程付诸实施上的重要性。在文章末了,杜希德写道:像灌溉一类的活动,实质上是由这些与地方关系密切的官员们个别倡导的,而这些官员所承受的只是并不太有效的中央政策控制,因此这类活动实在也不能当作魏复古所执著的那型东方专制制度的基本要件。就唐代中国来说,水利控制( 除去大规模灾害的情况) 仅仅是活动范围里的一项——农业活动是其他项目——只是因为它系国家福祉所不可或缺,而又得有效地加以运作,于是地方官员们就被认为是要随时照应了。至于基本工作的安排则在官僚层次以下,政府只有在不得不加以协调的时候才插上一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enis te remarks on irrigation under the t’ ang ”,t’ oung pao, — 3;175 — 194. 杜希德的研究,是在对他所能找到的材料作过仔细检查之后才建立起来的。他所用的材料,不但罗了重要的史籍,而且还包括了那时代的公文书,特别是在著名的敦煌遗址里发现到的。他的结论也得到其他学者研究成果的支持。举例来说,张仲礼那本极有价值的《中国绅士:其于 19 世纪中国社会所扮演的角色之研究》(the chinese gentry : studies on their role in eenth century chinese society , 1955) 里有很长的篇幅致力于讨论绅士在公共工程中扮演的角色。这个扎实的研究,应用了各式各样的材料,特别是地方志。从他这本书中引用出来的下列论点,不只适用于 19 世纪,而且可以适用于整个清代。“纷至沓来的地方事业,实际上的经营,都落在绅士的手上。地方志中有无数的例子说明了他们十分活跃于修桥铺路、疏浚川渠、兴筑堤塘以及推展灌溉计划。”(页 56) “对于涉及广大地区的计划, 一些绅士就把他们的资源与能力凑合在一起,以便于工程的筹划、实施。上层的绅士经常取得领导地位。省里的长官也参与指导或协助牵涉数个县份之工程的协调工作。不过,不管这些计划究竟是官员还是绅士在领导,执行工作的重荷总落在绅士的肩上。”(页 57) “有些地方志记载:人们都把大灌溉工程的责任委托给官员。然而,在奏折附件、报告、杂文等只要有详细一点材料的地方,几乎毫无例外,绅士都被形容为把这些工程计划付诸施行的活跃的参与者。”(页 59) 绅士或者其他地方性领导分子在府、县公共工程上举足轻重的地位,过去的学者业已观察到了。 19 世纪的学者沈垚曾经提出一些相当有意思的看法。在他的《落帆楼文集》中,有一篇叫做谢维之人的传记。他是浙江绍兴地方的一位大富翁,为人急公好义,因此在自己家乡重造了一座桥——太平桥。谢维的孙子在 183 4 年( 道光十四年) 赴北京应进士试,在那里邂逅了沈垚。他请求沈垚为他祖父作传。在该传末了,沈垚作了如下的评论: “唐时州县兴造之事,听长吏自为,宋后动须上请,一钱以上州县不得擅用,所请不能称所需,则所作往往不坚固。于是长吏始有借助富民,民之好义者有助官兴造之举。”之后,又征引了王安石文集中一篇文章所记述的一个宋代的例子。这个例子谈的是 1050 年( 宋仁宗皇祐二___________________ 页 26— 62、 64、 68。《落帆楼文集》卷 7, 页 21 下。年) 信州地方( 今江西省境内) 洪水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