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认同到自我认同.doc

从社会认同到自我认同
秦海霞 [摘要]本文认为国家对城乡经济一体化改革力度的加大。提高农民工待遇政策的大量出台,使得农民工从制度层面改变身份成为可能。但是,制度上的变更可以在一夜之间得以完成,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上的改变却是需要漫长不断产生归属感、最终在许多情况下产生一种共同体的、文化认同的共同体组织中聚集到一起,所以他们最终选择的仍然是对农民的社会认同。
问:您认为您现在还是农民吗?
答:是。正经八百的农民。(2008年6月,瓦工访谈)
另外,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就业制度、教育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制度性因素都是造成农民工受到社会排斥和歧视的原因。正是这些制度性的排斥所蕴含的偏见与歧视使得城市居民和管理者对农民工的印象形成了一种定式:脏、乱、差,因而很自然地就会对他们产生一种排斥的心理,不愿意与他们接触、共事,更不用说认同他们为“我们”了。个人的自我观念是在与其他人的交往中形成的,一个人对自己的认识是其他人关于自己看法的反映,人们总是在想象别人对自己的评价之中形成了自我的观念。类型化带来的无意识歧视是普遍存在的,甚至在我们有意识地想避免定型化的时候也是这样。受到歧视与排斥的农民工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自我认同是对城市充满了“敌意”。

二、“反思性”:农民工的自我认同

吉登斯认为,自我认同是在个体的反思活动中必须被惯例性地创造和维系的某种东西,是个人依据其个人经历所形成的,作为反思性理解的自我。而反思是主体理性对现实的一种沉淀,它源于主体的生活实践和社会文化心理结构。农民工在现行户籍管理体制背景下,他们并没有合法的或与城市居民相同的身份。这样一种身份地位,使得他们必须应对身份的模糊化、边缘化的问题。尽管他们已经在城镇居住、生活和工作,与城市居民没有太大的差别,身份对正常的生活和工作似乎也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他们却始终摆脱不了自己身份合法化的问题,摆脱不了城市的排斥与歧视,而且他们也不知道究竟何时会遇到具体问题,生活没有安定感。这种不确定性的生活方式,让他们也难以确定自己在城市中的生活预期,而且,这种不确定性因素




的存在也让他们找不到价值的意义,使得他们比城市居民多了一份焦虑的心理,在这种经历下的反思所形成的自我认同只能是对城市的疏离与对立。因此,当我们问那些认为自己“是农民”的农民工“为什么觉得自己是农民”的问题时,%的受访者回答“自己就是这样认为的”,这样的自我认同直接影响了他们的自我参与。
问:工友之间有没有因为户口的差别产生一些歧视?
答:没有。因为现在不一定城市就比农村多多少,对不对,农村有钱的不一定就比城市少,你没有权利去看人这种(身份差别),也许人家在农村有好几百亩地,相当于一个企业一年挣的,你凭啥看不起人家啊。
问:感觉自己还算是市民吗?
答:我就用赵本山的一句话,我感觉农民最光荣,我不感觉农民是耻辱。(2008年6月,力工访谈)
城市居民排斥农民工,反过来农民工也会不自主地排斥城市居民,形成了被排斥者对排斥者的排斥局面,也就是说,它们都是用支配性的制度和意识形态词汇建构出来的防卫性认同,在强化边界的同时翻转价值判断。在这种情况下,这些被排斥者与排斥者的认同之间的相互沟通,就成了问题。而媒体对农民工的报道与宣传也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人们认清他们的身份,使得本已弱化的“城市人”、“乡下人”之间的对立又重新被定型化,对于这种带有制度性的、不公平的歧视,农民工既是无奈又是厌恶。在这种背景下,决定了农民工的自我认同从一开始就是一些具有庇护和团结功能的防卫性的认同,即为反对一个充满敌意的外部世界而提供保护。
受到歧视与排斥的农民工要么很自卑――“人家是城里人、我们是农村人”,要么很自负――“他们城里人的素质不如我们”,不管是哪一种,两者的结果都是通过类型化后将二者对立起来,缺少了相互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因此,缺乏归属感的农民工当然不会认同他所在的城市,也不会积极地参与到城市的建设中来。即使在同一个企业内,他们也很少与当地工人进行沟通和交流,他们只与他们的同乡或者同一个宿舍的人关系处得比较好,有什么事情都可以相互照应和帮助。这种交流或交往的隔离,会产生缺乏某种“共同的觉悟”,缺少共同的信仰和价值行为取向,也就不易形成他们彼此之间的相互认同。
问:你与当地居民有来往吗?
答:很少,跟人家当地的人很少来往,因为人家都是坐地户,咱都不认识。再说,咱一个穷老百姓,跟人家也接触不上。一个打工的,只能跟打工的接触。
问:当你遇到困难时,会找当地工人帮助解决吗?
答:谁有啥事呀。我看没什么,找谁呢。谁和谁之间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2008年7月,力工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