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倒的“生活世界”.doc

颠倒的“生活世界”
摘 要:哈贝马斯深知人的自我完善以及人的理性能力和自主性的增长非常重要,这也是社会发展的最终意义所在。但如果按照哈贝马斯“生活世界—系统”的二元论分析,原本凭借独立的语言交往构建起来的社会关系,在因生活世界统社会”和“现代社会”被划分开来,在哈贝马斯看来,前者所指的是“系统”未从生活世界之内分化出来的社会,而后者则是指系统与生活世界完全分离的社会。
所谓“系统”,是哈贝马斯解释现代性危机发生机制的一个核心概念,它在哈贝马斯那里被理解为一种由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要素组成的,并以“控制机制”和“偶然性范围的扩张”为主题的能实现自我调节的体系[3]7。系统的产生,在哈贝马斯那里不只具有标志性意义,更有深远的现实性意义,因为“系统”从“生活世界”中分化出来,并不意味两者从此就相互孤立地存在,而是会始终进行互动。而且这种互动在很多时候并不是良性的,因为前者对后者有一种入侵的倾向,这种入侵——被哈贝马斯称为“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其最根本的表征就是社会交往关系的改变,即原本主要以语言为媒介的交往方式,逐步被随着系统而产生的以货币和权力为媒介的交往方式所侵蚀,而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危机产生了。当然,在哈贝马斯看来这种入侵并不是必然的,如果在正常的状态中,两者是可以共同发展的。不过他所谓的“正常状态”实际上是一种理想状态,布尔迪厄就曾指出,促使哈贝马斯将一切现实交往的尺度和规范作为一种理想来表述的前提,只有在“极其有限”的条件下才能实现[5]289。 二、被颠倒的“生活世界—系统”二元结构及其成因分析
哈贝马斯对现代性危机的本质认识显然切中肯綮,不过其中也存在一个他自己都看得到的问题,即如何证明维系生活世界之存在的最初根基必然是语言?在这个问题上,哈贝马斯决定诉诸“先验语用学”,以语言运用中所存在的一些先验特征来证明,在原初的状态下,语言是支撑生活世界正常运行的根本原因[5]204。且不说这种观点是否足够具有说服力,更重要的是这种观点把哈贝马斯自己推入了一种尴尬的境地:哈贝马斯曾经明确地批判伽达默尔把语言看作理解的唯一基础的错误[6]204,并认为语言只能是實在的一个方面而非全部,而他自己现在也走到了伽达默尔所走到的地方,甚至比伽达默尔走得更远——以至于他毫不含糊地认定生活世界就是“语言建构起来的”。然而哈贝马斯不会看不到,语言一旦涉及社会的现实生活,或者说语言问题一旦被置于社会学层面来讨论,那么世界的实践属性及其物质基础,显然比语言更有力量充当生活世界的根基。所以,单凭语言是无法支撑生活世界在社会学意义上的现实存在的,在任何层面上都不可能,无论哈贝马斯多么雄辩都难以否定这一点。
所以,有关哈贝马斯“生活世界”的问题现在已经很清楚了,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他所塑造的“生活世界—系统”二元论社会结构的自悖性,这种二元论结构一方面带有让人费解的黑格尔式的“反面转化”的特性,另一方面却又没有黑格尔辩证法之类的措施予以补救,这无疑等于为生活世界安排了一种悲剧性的命运:社会发展必然意味着生活世界合理化,然而这个过程却面临两难困境。具体地说,这种困境在于:就哈贝马斯所言,生活世界的理性化意味着以个人“普遍化行动能力”的获得和社会交往能力的增长为标志的“个人社会化”[7]97,但他所面对的事实却又是社会系统的日益复杂和扩张及其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却必然使人与人之间的真实交往变得难以实现。这就意味着,社会发展总是不能把我们带到我们想去的地方,而这也就使人有理由怀疑,社会发展的意义到底在哪里?
哈贝马斯的问题就在于,他关于“生活世界—系统”二元论结构的论述,从“生活世界”或“系统”这两者中的任何一方看都说得通,但如果要在这两方面中寻求一种统一和一贯性却很难。换句话说,问题不在于用这个结构去批判某些现代性危机是否适用(毫无疑问是适用的),而在于相同的批判性被置于这套结构内部时,也同样适用。更具体地说,哈贝马斯“在使用生活世界这个概念时,虽然其所批判的对立面(主要指‘系统’)多数时候都是明确的,但这一概念所具有批判性的立足点的意义——或者说社会在什么意义上是生活世界——这一点上却并未作出一贯性的明确规定”[4]103。哈贝马斯这种“生活世界—系统”的二元社会结构内在的自悖性其实并不是今天才被发现的,这个问题在哈贝马斯与卢曼的论战中已经有端倪,卢曼对“交往”所赋予的定义——“交往也是一种系统”[4]92-94,对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所赖以成立的基石——交往行为及其本质属性的定义——颇具威胁性。当然,卢曼的这种说法虽然有失武断,但也未必不是事实,而这种观点对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理论带来的一种危险性在于,它有可能削弱在“交往行动”这一名义下展开的一系列对系统的批判,进而使生活世界的殖民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