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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贵阳城市精神凝炼及城市形象重塑
抗战时期是贵阳城市发展的重要节点，战时贵阳城市精神的凝炼以及城市形象的重塑，是贵阳城市早期现代化转型发展的重要体现。贵阳作为
典型的高原山地传统封闭的内陆区域性中心，按工业、商业、政治、文化和住宅区等明显功能区域渐次向外放射，将郊区平旷之地建设成为卫星城体系的规划思路。在以功能分区为主旨的城市规划理念的影响下，贵阳现代城市建设得到了快速推进，城市邮政通信、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建设等迅速兴起并快速发展起来，与此同时，贵阳城市空间也按照现代方式进行了重组，城市地域拓展和旧城改造，引起了城市外部空间的演变以及城市内部空间的重构，贵阳南明住宅小区的规划与成功修建，成为战时贵阳城市规
划和市政建设的亮点。
贵阳城市管理中政府主导与民意征集。 1941 年 7 月 1 日，贵阳设立
市制，标志着贵阳城市发展进入了新阶段。根据《贵阳市政府组织规则》规定，贵阳城市政府在政权组织上实行市长独任制，市长对内管理市政，指挥监督所属机构及职员，对外代表城市政府，发布市令，通过召开市政会议议决重大市政事项。为集思广益促进贵阳市政建设，设置了市政府设计委员会；为维护城市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确立了现代城市警察制度；
为宣达政令征集民意，市政府创办并发行《贵阳市政》 ，在 “训练市民 ”、培育市民市政知识的同时， “广泛征集市民的批评和建议 ”“研究抗建之理论与实际问题 ”，给政府行为和民间行为的互动提供了平台。 《贵阳市政》创刊以后，省市行政官员、职能部门工作人员、知识分子和部分市民都积极
撰写发表文章，或发布市政法规，或传播市政知识，或阐述个人对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方面的对策建议。在贵阳拆城筑路问题上，经著名工程专家茅以升出面，邀请了贵阳市政府工务局局长袁国荫、交通大学教授朱泰信以及胡树楫等省内外知名人士进行专题研究，举办贵阳拆城筑路讨论会，利用工程师学会第十届年会进行集中讨论，征集市政工程专家及学者的意见，以供贵阳市政当局参考。
抗战时期贵阳城市市民精神的培养。城市市民精神是城市精神的重要体现，贵阳市制设立后，随着城市管理与乡村管理的分离，城市市民在生活环境、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社会习俗等许多方面都与农村有所区别，促进了城市市民意识的兴起，形成城市不同于乡村的特有表现特征。段叔良的《论市民精神》 ，对城市市民与乡村人口的不同进行了思考论述，并将城市市民精神的主要表征概述为四个方面：人与人间的关系
远重于人与自然间的关系，建基于利害关系上的社会集团远重于建基于血源上的社会集团，法律观念的深刻化与伦理观念的暗淡，时日观念的尖锐化与年代观念的含糊。作者对当时贵阳城市市民社会生活状况的观察和思考，是对城市人与人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人们不同社会生活方式的提炼和概括，尽管他对城市市民精神的提炼值得进一步商榷，但作者确实意识到了城市市民生活与乡村人口生活的不同，在城市市民的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法律关系的维护执行日益取代了伦理道德的传统束缚，建立在人与自然基础上的血缘关系在各种利益冲突下逐渐淡化，人们更多地重视个体人的自身发展与周边人群的关系，对其所居住和生活的城市的认同感越来越强，对培养城市市民精神的愿望越来越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