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文化心理试探.docx

屈原文化心理试探


本文的探究不属单纯类型，也就是说，不是为探究而探究，其探式。但是，在中国进入屈原那个时代时，北方中原以神灵为主的原始宗教已经让位于一种理性精神，招魂这一类仪式已经走向式微。而南方的巫术式宗教反而愈煽愈炽，这种仪式在江汉平原一带成为一种独特的风俗。楚怀王屈原选用招魂仪式来寄予对楚怀王的哀思就透露出他对楚民俗民情很强的情感倾向。又如，对于楚国的语言，屈原始终怀有一种深挚的爱。宋黄伯思《校定楚辞·序》云：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楚辞是否因此得名，虽然尚有不同看法。然屈骚“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却是确定的。这里，最重要的是“书楚语、作楚声”，即用楚国语言写作。屈原并非不懂当时的通用语雅言，他娴于辞令，具有卓越的外交才能。再说，在楚的人也不必须非用楚语写作不行———与屈原大致同时代的庄子和荀子的著作就没有用楚语。那么屈原为什么偏要用楚语写作？过去人们常用爱国来说明，这当然并没有错，然而应有更干脆更深远的缘由。刘师培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中，提出了南北学术不同源的观点，他立论的根基即是南北语言的区分。他认为，中原语音为北方语系，称“夏声”；古荆楚之地为南方语系，为“楚声”。这种语言的区分确定了南北文学和学术的种种异态。由此看来，屈原“书楚语、作楚声”乃是文化心理使然，他处在南方学术和文化的气氛中，是说着楚语长大的。尽管他能用雅言写作，但要用诗来表达内心深处那曲折困难的情感和火一般的激情，雅言却远不及楚语那样来得得心应手。但是，运用语言的娴熟程度是一回事，语言本身所具有的表现实力又是一回事；想不想用本国语言写作是一回事，愿不愿用本国语言写作又是一回事。光靠激情和酷爱还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它最终取决于对本民族语言成熟程度和蕴含的表达实力的体认和判定。假如屈原认为楚语远不及雅言，甚或在雅言面前自惭形秽，那他就不会用本国语言写作。屈原对自己民族的语言不仅酷爱，而且充溢了自信与骄傲，这当然也是文化心理使然。屈原对楚文化的情感倾向还可以从历史、民间文学等方面探讨，限于篇幅，此处不再一一论证。文化心理的意识领域，仍旧分为有意识和无意识两局部。无意识是作家文化心理的深层局部，探明它的确相当困难。一位作家的无意识层面不管多么幽深隐秘，也势必会通过他的作品显露出来。只要我们分析他的全部作品并驾驭那种不自觉的倾向，就等于驾驭了密码，从而将其无意识破译出来。对于屈原来说，这个密码就是古代神话。任何作家都是属于一个民族的，任何民族几乎从她形成起先就有了初具形态的神话。这些神话在初民中口口相传，不断丰富和开展，其原型却根本固定，形成一种心理积淀，荣格称之为集体无意识，这种无意识必定在必须的场合表露出来。但另一方面，任何人的无意识局部都不会被集体无意识充溢，个人无意识会对集体无意识有一种看法，这也就是各人虽会无意地不自觉地表露出那些神话原型，而其表露的程度、数量及倾向、情感却大不一样的缘由。二者结合起来，就可以窥见无意识的文化心理局部。屈赋中大量运用了神话传闻。《离骚》、《天问》、《九章》、《九歌》、《招魂》，这些绚烂的篇章满嵌着绚烂的神话，而这些神话或用来抒发各种各样的激情，或以之寄予进步的政治志向，或用来高标气节操守，或以之讽谏糊涂的君王，或用来表述内心的冲突苦痛，或以之示意将来的去向。总之，可以说是无诗无神话〔除《卜居》、《渔父》外〕，无神话不寓感情，无感情不以神话表达。而且，综观屈赋中各种神话出现的环境和位置，考察屈原的创作心理，可以发觉他运用神话并非是刻意追求，因为当时人们对神话并无今日这样的相识，也未必了解引用神话对文学作品的艺术作用。屈原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对屈骚的这一艺术特色并未重视，甚或指责指斥。班固等且不说，就连刘勰这样出色的文学理论家、指责家，对此也颇有微辞。由此说明，屈原大量运用神话传闻主要是情感上的宠爱和一种潜意识的流露。屈赋中出现的全部神话传闻，总体上可以归纳为三类：一类是产生于南方楚地的神话。如《九歌》中所描写的日神、月神、大司命、山鬼等。另一类是产生于北方的神话，如关于夔、鲧、禹的神话传闻等。还有一类是原本产于北方，后流传于楚地，在北方慢慢散亡而在南方不断丰富的神话故事，如炎帝诸女、舜及二妃等。假设按这种分类，很简单看出屈赋中一、三类神话远远多于其次类神话。但问题并非这么简单解决，因为神话的地域属性不等于就是它的民族属性，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分。本文的目的是通过神话探明屈原的心理倾向，并不须要探明其作品中每个神话的民族属性，也就是说，客观上神话产生于哪个民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屈原觉得哪些神话属于自己的民族。只要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