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原住民”政策变迁.doc

台湾“原住民”政策变迁.doc1 台湾“原住民”政策变迁 2月 19 日,台中市和平区和平国民小学,应邀献唱的原住民族学生听到台上政治人物用自己熟悉的闽南语和泰雅语表达问候。但这不是选举造势活动, 主角也不是当地需要争取选票的民代或县市长, 而是来自北京郭金龙。这是个捐赠仪式,北京市长郭金龙向 7 个原住民乡捐赠 9 辆巴士,供儿童上学、老人就医之用。促成此举的是台湾原住民籍“立委”高金素梅。此前,由高金素梅率领的台湾原住民们出现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舞台上, 显示了中央政府的号召力。 2009 年, 胡锦涛在“莫拉克”风灾之后曾亲自接见高金素梅率领的访问团。在北京亲切的将台湾原住民群体统称为“高山族”,并视为“中华民族” 56 个组成民族的一员时,约在台湾总人口 % 、近四十万“少数民族”,已被台湾当局认定为 14 个族群。日据时期的民族识别台湾原住民在清朝时, 山区的被称为“生番”, 平原地区的被称为“熟番”。甲午战争后, 台湾被割让给日本。日据时代早期, 日本人着重在平地镇压汉人的反抗,对“蕃地”则采取怀柔政策, 将原住民与汉人分隔开来, 封锁原住民聚居地区, 设置原住民保留地, 限制汉族人民与原住民之间的交往。 2 虽然清朝在台湾各地的府县志中也辟有原住民的专门章节, 但从现代意义上来说, 这些记录极不完整、翔实。为此, 日本政府开展一系列山地调查工作。日本的“少数民族”政策,即从人类学的调查开始。 1890 年代初期, 日本学者和政府修改清朝时期的二元分类系统( 熟番与生番) ,以平埔族代换之前的熟番,以高砂族代换之前的生番。而高砂族被分为泰雅族、布农族、邹族、赛夏族、排湾族、卑南族和阿美族。雅美族( 后来的达悟族) 和鲁凯族稍后加入, 成为台湾原住民族的传统九族。分类依据主要是语言。为民族识别与分类, 日本人类学家可谓呕心沥血。以对台湾东部纵贯铁路线(宜兰- 花莲)等的调查为例。罗列了近 30 项有关原住民人口、地理、生产、生活、相互关系、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详细内容。 1928 年, 台北帝国大学( 台大前身) 土俗人种学研究室成立, 将台湾原住民的人类学研究推向高峰,该学科为当时台北帝大的特色学科之一, 以人种学讲座、语言学讲座最为有名。此后, 该研究室实施了原住民的系统调查工作。此后,为同化“蕃人”,日据当局开始将原住民儿童送入“蕃童教育所”,并将其中优秀者送人平地的中等学校,招收青年当教师和“巡查”, 还送青年人和部落头目到日本参观,接受“文明洗礼”。南投县的雾社地区被视为“模范蕃地”, 1930 年前后,雾社已成为山地的一个小镇,除警察机关外,还设有邮电、医疗、旅馆、杂货店等,甚至还住有日本人 36户, 157 人。因此时常有政坛要人来此视察。然而正是这“模范蕃地”,爆发了日据时期台湾原住民最大规模的武装起义。 3 起义被镇压后, 日本当局开始软化其政策, 推广教育, 继续在原住民地区广设蕃童教育所。很多新生婴儿都会取一个日本名字。 1941 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会日语的年轻人被编成“高砂义勇队”参战。由于在教育上的大力投入,日治时期出生的台湾原住民普遍会说日语,其母语也大量渗入日语,此为统治台湾近 300 年之久的汉人所不及。“高山族”与阿里山的姑娘台湾光复后, 以平地同胞和山地同胞的二元分类, 取代之前日本的九族分类, 以图移除日本统治时期对原住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