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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苏东坡突围》简评
 
李钟琴
 
一
 
一日，有个朋友和我聊起余秋雨，说余如何有文采，文章写得如何好,《泰州望海楼新记》，不文不白，狗屁不通,实在令妒他。
 
联想到这些年来不断有文人学者撰文指出余大师文章中的文史错误，余大师不仅不认错，反而说这是别人在“嫉妒”他，那么，我们对余大师将“乌台诗案”的成因简单地归结为文人的“嫉妒”,也就可以理解了.
 
借古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并不是不可以。但写历史类的文字,治史态度应该端正，列举事实应该客观，“乌台诗案"，言之凿凿地说明是一些“文人"因为嫉妒苏轼的才华才向其发难的，因为苏东坡“太出色、太响亮，能把四周的笔墨比得非常寒伧，能把同代的文人比得有点狼狈，引起一部分人酸溜溜的嫉恨，然后你一拳我一脚地糟践……”那么，“乌台诗案”的成因是否真的是因为文人的“嫉妒"呢？且看我根据史料渐渐道来。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次年拜相。在神宗的支持下，，在推行新法的过程中,并没有到达“因天下之为，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目的，搞得怨声载道,。
 
苏轼在主持一次进士大考时，他出了这么一个问题让举子们阐述：“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
 
王安石闻讯，很不快乐。他认为，苏轼列举历史上的一些独断专行的人，实是在挖苦自己受神宗宠信而专权擅政，遂指使御史谢景温上奏神宗，说苏轼以试题谤讪朝政。苏轼自知在中央已经呆不下去了，只好恳求补外，到杭州做通判（相当于杭州市政府的副市长)。应该说,这是苏轼第一次遭罹文字之祸，也是“乌台诗案”的序曲.
 
元丰二年(1079年），、湖州任职期间，朝中“变法派"（亦称“新党”）和“保守派”（亦称“旧党”）之间的斗争日益剧烈。由于宋神宗本人就属于“变法派"，所以朝中的“变法派"都是实权派，他们正苦思打败“旧党”的理由,以搬去变法路上的那些绊脚石。终于，他们决定通过指摘苏轼等人的文字之过为打破口,一举将“旧党"从朝中去除。
 
仿佛是经过精心筹划和周密部署，变法派人物沈括首先发难，上疏神宗，说苏轼诗中“词有讪怼",继而监察御史何大正（也是“变法派”)上疏，指责苏轼知湖州时写的谢表中的“愚不识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惹事，或能牧养小民”几句话是“谤讪讥骂”，这二人对苏轼的构陷并未引起宋神宗的重视。
 
何大正的同事、御史舒亶那么仔细地研读了在社会上广为流传的《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写了一个更有份量的折子呈给神宗。
 
在何御史、舒御史的上疏仍未引起宋神宗高度重视的情况下，御史台的主要指导-—御史中丞李定亲自出马了，他上疏说：“知湖州苏轼，本无学术，,，狂悖之语日闻。轼读史传，非不知事君有礼，讪上有诛，而敢肆其愤心，公为诋訾;而又应试举时，即已有厌弊更法之意。及陛下修明政事，怨不用己，遂一切毁之，以为非是。伤教乱俗，莫甚于此。伏望断自天衷,特行典宪。”
 
看来,李定罗织罪名的程度就是和何御史、舒御史不一般，没有列举苏轼详细的罪状，而是从宏观上指出了苏轼的主要罪行和对社会的危害，摆出一副替国家前途着想的样子，实欲置苏轼于死地。
 
李定固然是“新党”成员，但他对苏轼的攻击，还夹杂着和苏轼的个人恩怨。
 
事情是这样的,李定在母亲死后“不持母服"(即说李定在其母死后不穿孝服守孝）,士大夫们都以其“不孝"而认为此人“不可用”，但王安石因李定赞同变法而重用之，李定遂成为“变法派”的重要成员。
 
和李定的“不孝”形成鲜明比照的是，朱寿昌小时和母亲离散，做官后为示孝心，竟辞官遍游全国寻母，终于在同州和母亲相会。苏轼闻讯感慨不已，写诗给朱寿昌云：“感君离合我酸心，此事今无古或闻。”
 
苏轼虽然没在诗中批评李定“不孝”，但李定心中有鬼，认为苏轼的诗明着赞扬朱寿昌，暗中是在挖苦自己“不孝”，竟深恨苏轼.
 
之后，又有李宜之等人跳出来凑热闹,随和李定、何大正、舒亶指责苏轼“谤讪国政”。这么多人步调一致，估计可能是“变法派”为了打击“保守派”而设下的阴谋。
 
六月，神宗皇帝见多人弹劾苏轼，便下诏令御史台立案审查，由李定负责审问.
 
可见，李定之流陷害苏轼，并非是余秋雨所总结的因为他们嫉妒苏轼的“文才".李定、何大正、舒亶等人，并不因诗文著名，严格地讲，他们算不上是余秋雨所说的“文人”,他们只是朝中的官僚。嫉妒苏轼的文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