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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社会的再陌生化与社会治理创新路径
张虎祥 摘要: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020年伊始暴发一直延续至今的新冠肺炎疫情,不仅正在重构经济政治格局,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现代社会的新变化。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随着加速时代禧年以来高风险社会和不确定社会的显著特质,从疫情的暴发到政府紧急响应以及经济社会情势的变动,反映在社会关系层面,那就是我们社会正在经历一个再陌生化的过程:即由于未知风险的存在,原有陌生化的社会关系进一步疏离,本体性安全的要求又引发了社会成员的过度反应,从而进一步消解了既有的社会关系纽带。
从现实来看,由于政府防控举措及各种媒介对防护疫情的大力宣传,使得人们对于自身的安全产生了极大关注,这种关注反映在实践中就是减少人际直接接触,保持社交距离。正如有人将“别来无恙”解释为“你别来,我无恙”,使得社会关系的密度极大下降;同时,也由于病毒传播的不确定性(尤其是“15秒感染”“50秒感染”等案例的出现)以及目前对其认知尚有局限,无形之中就增加了人们视陌生人为潜在传播者的可能性,由此“敬而远之”使得关系疏远。这一现象或过程,或者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社会再陌生化”过程。
从某种程度上看,社会的再陌生化反映的是在常态化社会风险的背景下,进一步放大了原有现实社会流变与虚拟社会的匿名化和不确定性,也是当今人类社会进入“不确定时代”的日常呈现:系统性的不确定性(Systematic uncertainty)或者说不确定性的显现系统化正在重塑社会转型的关系与过程,[4]并由此深刻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与社会世界,并由此对转型中的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二、社会再陌生化的内在逻辑及其挑战
可以说,社会的再陌生化是现代性的后果。伴随着人类社会从农业、工业乃至于后工业阶段的发展,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乃至于社会秩序的建构与重组相同步,人们逐步从传统共同体的共同生活转向现代社会的个体化生活,而整个社会中用以为个体生活提供参照的基础性参照框架,是以陌生人为典型形象而构造出来的。[5]这种陌生人社会的存续与发展,为社会加速所扩展、为后真相时代所扩散并由此形成制度性的信任危机。
从宏观来看,21世纪以来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重塑经济社会发展与社会关系结构的同时,也使人类社会进入一个加速时代(Acceleration),表现为科技加速改变了时空关系,社会变迁的加速增强了未来的不确定性,生活步调的加速增大了人们的压力,更为忙碌的生存状态成为我们的生活常态。加速的社会带来了空间异化,人们越来越感到身处在一个非常陌生或是越来越陌生的空间当中;物界异化,面对加速更新的产品而不断适应新的陌生事物,对象的使用越来越不确定;时间异化,由于社会生活加速得太快,人们与世界的关系越来越疏离,并最终造成自我异化。人们因为稀缺的时间而无法追上这个世界的变动速度,以至于仿佛被世界甩开、抛弃。莫名的孤寂无力感,最终会因为速度而侵吞生活。[6]可见,社会的加速变动带来的不仅仅是外在环境的变迁,也带来了现代人越来越陌生和疏离,社会加速由此成为社会再陌生化的重要逻辑。
与此同时,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加速发展,人类社会越来越进入所谓“后真相时代”(Post-Truth),也就是在大数据弥散、信息大爆炸的今天,各种信息纷繁复杂让人目不暇接,人们的注意力早已成为媒体争夺的稀缺资源。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媒体信息诉诸情感和观点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真相的重要性。[7]这就导致了在主流权威媒体缺席的情况下,社交媒体、自媒体等为了吸引眼球而频频发布迎合受众的各种虚假新闻、反转新闻,刻意扭曲事实、主观夸大甚至煽动各种不良情绪和非理性行为。如在疫情暴发初期,“初一抢口罩,初二抢米,初三抢酒精,初四抢护目镜,初五抢体温计,初六抢手套,初七抢双黄连口服液……”这种群体性恐慌的产生一方面来自对不确定威胁而产生的焦虑,同时也受到从众心理的催化,尤其是在疫情防控如火如荼,且深关个体健康而成为人们关注焦点的同时,电视、网络及各种自媒体持续更新疫情信息,在虚假消息传播的同时,个体也可能因为接受信息过多而发生信息过载,进而呈现出某种恐慌或者焦虑。
由此,基于社会加速与“后真相时代”的整体氛围,“社会再陌生化”状态及其疫情(加重)所产生的群体性恐慌,在很大程度上来自我国快速转型的加速效应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乃至于对制度和社会信任的缺失。如在新冠疫情防控过程中,由于病毒传播的渠道仍不能被大众明确知悉,陌生人由此被认为可能是危险的潜在来源,由此产生了许多污名化的实践表现,体现为对来自武汉等重点地区人员的恐惧和排斥,由此扩展到所有的外来人口;从政府的角度看,也在加强防控举措的同时采用阻遏人员流动的必要措施來加以应对,但在群体性恐慌的背景下,外来人员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