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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农民工讨薪看我国的法治
“在这大半年里，我们先后找过多家单位和政府部门，但都没得到明确的答复，至今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要到工资。我们大都是家住四川的农夫工，有的为讨要这笔工资已来回西安、四川多次，加之学校即将开学，夏种也不能耽搁2
从农民工讨薪看我国的法治
“在这大半年里，我们先后找过多家单位和政府部门，但都没得到明确的答复，至今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要到工资。我们大都是家住四川的农夫工，有的为讨要这笔工资已来回西安、四川多次，加之学校即将开学，夏种也不能耽搁，孩子的学费、农药化肥再加上种子，这笔钱，我们真不知道从哪里来？为维护社会稳定，避开担心定因素的发生，我们真诚地盼望借助媒体的力气，为我们‘清欠’这笔被拖欠的血汗钱……”这是新华网8月3日报道的在西安市高新区进行的“农夫工讨薪维权新闻发布会”上的一段发言辞。
这让我想起不久前乘坐火车时，与同车的几个在上海某建筑工地上打工的四川农夫之间的一次谈话。也许由于讨薪本身是件让人上火又的确有点刺激的事，那几个那农夫工在车上常常谈到的话题就是讨薪。每当没能准时拿到工钱时，一起做工的农夫工们就会集体去找发包单位。最通常的做法是先把发包单位的负责人办公室团团围住，再让几个人坐到办公室里要钱，对方不给，他们就不走。往往还会用堵门的方式限制对方负责人或其他办事人员的人身自由，不给钱就不让离开。我问他们，你们不怕警察吗？他们说，警察来了也是那样，工钱是血汗钱，还钱是天经地义的事。他们还告知我，有一次承建方的一个项目经理在大家起哄讨薪的时候，因受惊吓突发心脏病死亡。我说你们为什么不实行其他方法呢，比如向法院起诉。他们说找法院麻烦，时间长，还不知道能不能拿到钱，这种方法更管用。我再问他们有没有拿不到钱的状况，他们告知我，遇上那些很“厉害”的老板，就有可能拿不到钱。有时候对方可能的确是没钱，那也就拿不到钱。我问他们那种讨薪方式是不是很普遍，他们说是的，只有不奏效时才想其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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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两件事可以发觉一个在理论讨论者眼中比较惊奇的现象：在农夫工讨薪的过程中，从有暴力隐患的自我救济到寻求政府关心再到寻求媒体关心，农夫讨薪的手段可谓多种多样，但却始终没有人去寻求司法救济。同时，尽管农夫工对讨薪之事特别重视，但其手段还保持在肯定的限度以内。这个限度不是以现行的制定法来衡量，而是以实践中的法律来衡量。这一限度即是：讨薪行为不会招致惩处性后果。这意味着什么呢？
我想起码有两点。其一，把由运行中的包括道德在内的社会规章所形成的现有秩序为标准，农夫工的讨薪行为依旧在现行秩序框架之内。也就是说，讨薪的农夫工仍旧盼望当良民，在现有的社会秩序中，他们依旧可以看到盼望。其二，在当前中国的社会规范体系中，法律还很弱势。就农夫工讨薪大事而言，无论是讨薪者的意识，还是讨薪的现实，法律未能成纠纷解决的有力手段。农夫工对政府的期望要远高于对法院的期望。再往下推衍，那就是当前的中国社会离真正意义上的法治社会还很遥远。
新华网的报道还提到了青年农夫工安少华的话：“……流血流汗挣来的钱肯定得要回来，照实在要不到，我们大家商议 ，预备把老板的‘别克’卖了抵工钱。”这句话实际上反映了农夫工群体的一个基本公正观念——血汗钱肯定要拿回来。而为了实现这种公正，他们想了许多方法，但始终没有走向法律。他们下一步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