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黄仁宇(3)]“大历史观”的十大渊源
黄仁宇先生赖以成名的神兵利器,谓之“大历史观”(英文为macro-history)。虽然黄先生称“这名词该下由我创用”,但考究其学术渊源,其由来却颇多枝节。黄先生自己也说:“这名词纵是新颖,已乏、时而泛滥成灾的黄河,是影响中国命运的三大因素。它们直接或间接地促使中国要采取中央集权式的农业形态的官僚体系。”又如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气候不利的时候,“马背上的剽窃者就不由自主地打算袭取种田人,后者通常有半年的积蓄。”也因此造成了“中录”。我们在说他们是安定生活的迫害者时也应当看到他们同时是自然环境的受害者。这些都是在“大历史”视野下研究长期历史因果关系的典范。
可以说,在信奉经济决定论的同时,黄先生对环境决定论也深信不疑。
五、梁启超的新史学
梁启超先生的新史学思想曾经影响了它产生以来的近百年和包括历史的诸多学科,可谓之一种动态史学和整体史学。诸如比较历史学以及经济—社会史等分支学科都与此精神相通。黄仁宇的大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新史学对中国历史分期的看法:中国的中国史、中国的世界史、世界的中国史。黄先生在以资本主义观点观察中国历史时,不时地介入这样的宇宙观。其把中国古代的三大统一版块命名为第一、第二、第三帝国,并从宏观上把握其治乱兴衰、内敛扩张的分析法,也借鉴了世界史中的某些成型思维。其大量引用傅衣凌、梁方仲的思想和资料,也是对经济—社会学大而言之是新史学的“拿来主义”。
六、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
法国新史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的布罗代尔,在其《历史与社会科学:长时段》一书中确立了他的历史观:长时段理论。他认为只有在长时段中才可能把握和解释历史现象,而短时段并不能帮助我们深刻地理解历史。长时段的历史可以说是一种“几乎不变的历史”,是各种“结构”起作用的历史。
做为黄仁宇的那个时代的学术强音,他既可以了解到布罗代尔的资本义理论并受到其影响,也会自然而然地从他那里借鉴到“长时段”。而黄先生的“大历史”,也确实在理念上与此相通并灵活地运用到了对中国历史的“描述”中。
黄仁宇曾在《我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一文中述及“写历史的人也像游山水的一样,要是溯江而下,看清了河流入海的过程,回顾上游的山脉形势,则对其组织结构,更多了解。”这显然需要长时段才可以达成。
七、韦伯的可计算性
黄仁宇不掩饰他对韦伯的欣赏,而在他的文字中,韦伯的影响也清晰地存在着。借用李福钟的描述:先生藉由这几组环环相扣的大观念,大体上照顾到了「大历史」理论在形式上首尾一致的完整性(internalconsistency)。然而深究「数目字的管理」与「长期的合理性」两个关键概念,其实并非先生首创。早在一九八O年,RandallCollins氏已撰文阐明,韦伯对资本主义的理解,除了广为人知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所强调的源自于宗教信仰所产生的内在紧张性外,韦伯晚年遗着《经济通史》(GeneralEconomicHistory,1923),其实才真正是韦伯有关资本主义研究的成熟作品。Collins指出,韦伯在这部书中,将资本主义的基本精神内涵「理性J(rationality),以「可计算性」(calculabity)这个概念来界定。
八、费正清的汉学
在美国研究或讲授中国历史,实质上
大历史观渊源 来自淘豆网m.daumloan.com转载请标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