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借贷契约中的国家干预.doc

唐代借贷契约中的国家干预
周利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摘要：
借贷契约是唐代民间社会为了建立信用关系而普遍采用的一种形式。民间社会在 契约的订立、履行和违约方面有着一套自己的行为准则和风俗规定，虽然官府对 于民间私契也制定了一系列利息率和利息总 量做出的规定，又如唐玄宗开元十六年二月十六日诏“比来公私举放，取利颇 深，有损贫下，事须厘革。自今己后，天下私举利，应四分收利，官木五分收 利。”也对利息率一事做了详细规定。另外，在利息与本钱的关系上，唐律规定 不得把收到的利息作为本钱计息，也就是不能有“利上生利”的行为，即“不 得回利为本”。所以，如果债权人违背了官府规定的法令，收取超额利息，或者 掣夺了超过契约规定的债务人家产等事由，官府是要管理的。由此可以看出，唐 代官府并不要求借贷双方订立契约时，必须按照官府制定的统一方式，或者履 行某种特定的法定程序，它关注的核心是利息率及利息总量是否超出限制。
2、 对债务人违约处理的干涉
违约责任条款是契约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因为违约条款是债权人保护自身利益 不被侵犯的重要约定。《杂令》中规定“谓公私债负，违契不偿，应牵掣者，皆 告官司听断。若不告官司强牵掣财物，若奴裨、畜产，过本契者，坐赃论”这一 规定表明，对于债务人违反契约约定，不偿还债务而需要掣取其财物时，债权 人应该向官府禀告，让官府来做裁决判断。如果债权人不禀告官府，而是私自强 行掣夺债务人的财物，一旦掣夺的财物如奴婢、牲畜等超过了契约的约定数，那 么债权人就会被判定为“坐赃”罪。而“坐赃论”按《唐律•杂律》所记载，“诸 坐赃致罪者，一正答二十，一匹加一等，十匹徒一年;十匹加一等，罪止徒三 年”。这个法令可以看出，首先，对于债务人无法偿还债务时，官府对于债权人 用掣夺家资来抵偿债务的行为是被认可的，且是受官府保护的。所以，这导致在 很多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契约中都可以看到关于掣夺家资的约定语句。例如《唐大 历十七年（728年）于闻霍昕悦便粟契》中“如违限不还，一任僧虔英牵掣霍昕 悦家资牛畜，将充粟直。”，《唐建中七年（786年）于闻苏门悌举钱契》中“如 延不付，即任夺掣家资，用充本利直。”但是这种保护是有限度的，只有当掣夺 的价值在契约约定的范围内，这种掣夺行为才会被官府认可，否则就会招致
“坐赃”罪。
之后，如果掣夺家资仍然不能够偿还债务的，《唐律疏议》也规定了相应办法， “家资尽者，役身折酬。役通取户内男口。又不得回利为本，（其放财物为粟麦 者，亦不得回利为本，及过一倍。）”即家资不够偿还者，可以用劳力来抵偿， 但是只能让家中的男性充当劳力偿还者。由此可见对于债务的违约，唐律规定了
多种形式的偿还，保证了债权人的利益，只有保护了出借人的权益，借贷才可 顺利进行，才会促进交易的形成，从而促进小商品经济的发展。
从违约处罚的条款可以看出，债权者不满足于只榨取债务人的剩余劳动，而是 要将债务者的家资杂物、口分田园、牛畜等财物据为己有，剥夺债务者的生存资 本，使小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分离。从而使债务者只能依附于债权者，为债权者任 劳任怨，进一步地剥削中小贫困生产者。官府对于这种掣夺行为，虽然有限定不 得“过本契”，但是对于债权者对于债务者的“契内掣夺”行为却任由其行， 没有具体制定掣夺的过程、手段和方式。很容易导致当事人双方在掣夺过程中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