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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徽因的人生变异
岱 峻 抗战胜利后,作家李健吾曾对林徽因做过如此描述:“绝顶聪明,又是一副赤热的心肠,口快、性子直、好强,几乎妇女全把她当作仇敌。”李健吾与林徽因过从甚密,其评价应该可靠。但我研究李庄数年,看到了林徽因许多不为人:
炸弹落在离住宅大门十五码的地方,我们在这所住宅里有三间房子,作为我们临时的家。当时我们都在家―外婆、两个孩子、思成和我。两个孩子都有病躺在床上。谁也不知道我们是怎样逃脱被炸成碎片的厄运的。当我们听见先扔下来离我们较远的两颗炸弹的可怕炸裂和轰鸣声以后冲下楼梯时,我们的房子已经垮了。出于奇特的本能,我们两人一人抓起一个孩子就奔向楼梯。但我们还没有到达地面,近处那颗炸弹就响了。我抱着小弟(儿子)被炸飞了又摔到地上,却没有受伤。同时房子就开始裂开,那大部分是玻璃的门窗啦、镜框啦、房顶啦、天花板啦,全都倒下来雨点般地落到我们身上。我们从旁门冲出去,到了黑烟呛人的街上。
当我们向联大的防空洞跑去的时候,另一架轰炸机正在下降。我们停止奔跑,心想这次跑不掉了,倒不如大家要死死在一起,省得孤零零地活着受罪。这最后的一颗炸弹没有爆炸,而是落在我们在跑着的那条街的尽头。我们的东西(现在已经很少了)都从玻璃垃圾堆里掘出来了,现在我们就在这儿那儿的朋友家暂住。
猝不及防的轰炸,使梁思成、林徽因和金岳霖等朋友仓皇星散,继续南下。金岳霖在给费慰梅的信中写到:“我离开梁家,简直像掉了魂似的。”
1937年12月8日,梁思成等几家人离开长沙,乘长途汽车去昆明。在湘黔交界的小城晃县,旅程突然中止,他们被拦下告知,所有前行的大汽车都被征用,乘客只能无期苦等。绝望中出现奇迹,梁思成之子梁从诫记下了发生的一幕:
泥泞的公路两侧,错落着几排板房铺面,星星点点地闪出昏暗的烛火……这里已滞




留了几班旅客,到处住满了人。妈妈打起了寒颤,闯进一个茶馆,再也走不动了。她两颊绯红,额头烧得烫人。但是茶铺老板连打个地铺都不让。全家人围着母亲,不知怎么办才好……这一夜,母亲因急性肺炎高烧四十度,一进门就昏迷不醒了。
两个星期后林徽因终于退了烧,他们赶上一辆开往昆明的小公共汽车。本来计划的“十天艰难的旅行”实际用了差不多6个星期。1938年1月中旬,才踉踉跄跄到达昆明。
昆明城中尚没安定,敌机又开始轰炸。梁林随挂靠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一同迁往北郊的龙泉镇。梁林一家借住在麦地村一李姓富户,主人叫李荫村,曾在昆明市的私立求实中学教过国文。很快,梁林夫妇从村上借来一块地皮,自己设计,请人用未烧制的砖坯,盖了一生中惟一为自己建造的房屋。这所房子连上佣人房一共7间,客厅有壁炉,有一扇很大的窗户,几乎是普通民户窗户的4扇之大。在平房西侧,有一间小小的耳房,是为金岳霖盖的。盖这座房子花费了他们认为能够支付得起的双倍价钱。林徽因在给费慰梅的信中写到,“现在我们已经完全破产,感到比任何时候都惨。米价已涨到100块钱一袋――我们来的时候是3块4
它所有的东西涨幅差不多一样。今年我们做的事没有一件是轻松的”。
乔迁新居的梁家又恢复了喝下午茶的习惯,金岳霖还养了一只用作观赏的黄羽大公鸡。田野风清,林徽因又萌发了诗意,写下了《除夕看花》等诗篇。
1940年秋天,日军发动攻势,先头部队似犄角,从宜昌和长沙威逼西南和陪都重庆,也加剧了对昆明的轰炸。10月13日,日机的狂轰滥炸把西南“联大”的文化巷住宅夷为平地。惊恐的人们又在筹划着撤离,傅斯年希望这次能搬到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栖居龙泉镇的中研院史语所、社会所和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以下简称中博院)等单位酝酿迁往四川,梁思成主持的营造学社也不得不随行。
1940年11月底,中研院史语所、社会所、中博院和中国营造学社开始搬迁。临行时梁思成忽然发烧,只好暂时留下。林徽因领着母亲,带着两个孩子,随史语所的眷属坐卡车离开昆明。车上共有30多人,年龄从70岁的老人一直到襁褓中的婴儿不等。大家坐在敞篷卡车上,两脚叉开坐在行李卷上。路不平,五脏六腑都差点吐出来,车颠簸,大家你搀我扶,挽成一团。艰难的旅途持续了两个星期,好不容易才到了四川泸州的长江边。

三

逃难到南溪县的李庄,营造学社搬到镇西面的上坝月亮田的张家大院。月亮田依山临水,一边是缓坡的“柑子坡”和翠竹林,一边是滚滚东去的长江水,空气中弥漫着江水的腥味。那年是林徽因36岁的本命年,从那以后她就没能逃脱疾病之厄。她入川后不到一个月,肺结核症复发,病势来得极猛,一开始就连续几周高烧至40度不退。
躺在床上,林徽因昏昏沉沉不省人事。梁思成远在重庆为营造学社筹措经费,得知妻子发病的消息,他买了些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