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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有企业的产权变革与企业党组织（下）
流淌党员问题
产权变革对企业党组织的冲击，不仅使原来的企业党组织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使牵强生存下来的企业党组织面临着严峻的生存环境，它还衍生出了另外一个问题，流淌党员问题。在产权变革抵触心情，甚至于对党组织很反感，而党组织又对其缺乏有效约束手段的党员，无疑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另外，这些流淌党员，在失去原来在国有企业的工作以后，基本失去了生活来源，生活往往比较困难，生计是一个很大很迫切的问题，因此，党组织组织他们学习，他们往往要求党组织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或者提出这样那样的要求，这些要求都是党组织难以解决的问题。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又强化了这些流淌党员对党组织的抵触状况，更加增加了党组织管理这些流淌党员的难度。我在调查时发觉，由于产权变革而下岗的党员，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怨气很大，党组织的领导人都常常躲着他们，更不要说组织他们进行学习，做他们的思想政治工作了。[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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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流淌党员进行管理的另外一个困难，是地方党组织没有乐观性。经过几十年的历史演化，各级党组织已经从原来的职业革命家组织，演化成了各种既得利益集团，对于没有一些好处的事情，他们是不热心的，也不情愿介入。对流淌党员的管理，就属于这种没有好处，费劲不讨好的工作。[49]因此，各地的党组织对此都没有乐观性，并提出很多借口来推卸管理流淌党员的责任。例如，有的提出“抓大放小论”，认为党的建设也应当抓大放小，重点抓好大中型国有企业的党的建设就不错了，小国有企业既然都在放开之列，其党组织的工作当然也应当一放了之。流淌党员更应当一放了之。[50]有的提出“力不从心论”，认为现在进行国有企业的产权变革，党组织的工作千头万绪，抓日常生产经营和在岗党员的教育管理都顾不过来，哪里还有精力去管理下岗失业的党员，即使想管现在各级党组织也没有这种力量。[51]我在实地调查中发觉，地方党组织的这种消极心态特别明显，他们甚至都不情愿争论这类问题。[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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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有企业中流淌出来的这些党员，有些人可能长期失业，呆在家中，有些人可能会重新就业。假如他们在其它国有企业找到了工作，[53]那么他们就重新成为了国有企业中的党员，由国有企业的党组织对他们的管理。假如他们到了非国有企业就业，他们就成了非国有企业中的党员，这又从如何对流淌党员进行管理的问题，衍生出另外一个问题，即如何在非国有企业中建立健全党组织，管理好这些企业中的党员的问题。这个问题比流淌党员问题更麻烦，更难解决。
首先遇到的问题仍旧是上级党组织本身的问题。我在上边已经提到过，经过几十年的历史演化，中共的各级党组织已经蜕变成了一种既得利益集团，对于没有好处的事情，他们是不热心的。对那些仍旧属于国有企业，但是，产权转移到了其它地方政府的国有企业，企业所在地的党组织都不情愿接手其党组织的管理工作，[54]对于产权与政府毫无关系，地方党组织对其内部事务没有任何权力的非国有企业，他们当然就更加没有爱好去管了。我在对有关人士进行采访时，他们对非国有企业的党组织问题的态度都相当冷淡，有关部门也没有设立特地的机构或者指定专人负责这方面的工作。有的指定了专人负责，工作也是处于起步阶段。[55]
其次是大多数非国有企业的企业主都不情愿在自己的企业内建立党组织。大多数非国有企业的企业主都把自己的企业看成自己独立王国，对党组织的渗透特别敏感，总是找这样那样的借口，直接间接地阻挠地方党组织在自己的企业内建立党组织的特地机构。[56]我在进行实地调查时，有关人士说，根据党章的要求，凡是有三个以上党员的地方就应当建立党的组织，因此，建立党组织并不需要征得私人或外国企业主的同意，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在非国有企业中建立党组织很困难，往往要征得企业老板同意，得到他们的合作，才能进行。他说，为了在一家私人企业中建立党组织，往往要费许多口舌，在做了很多劝说工作之后，才能把党组织建立起来。有时好不简单把党组织建立起来了，没有几天，有些党员被老板解雇了，党组织也不复存在了。就算是党组织能维持下来，在企业里也起不了什么作用，书记到处还要看人家老板的脸色行事，否则就有可能被炒鱿鱼，由于那究竟是人家私人的企业，不是国有企业。[57]假如遇到比较开明的私人企业主，党的活动还好办一些，否则，党组织就难有作为，形同虚设。大部分这类党组织的工作都开展不起来，其作用也就是收收党费，传达个通知。[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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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问题是这些企业内的党员对建立党组织和开展党的活动态度冷淡。在非国有企业中，很多党员不仅对建立企业党组织、开展党的活动态度冷淡，而且不情愿暴露自己的党员身份。很多党员，在离开衡。他们认为，自己过去在国有企业中工作，好歹也是一个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