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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媒介文化
一、阐释性研究
所谓“阐释”并非“罗列”也非“翻译”，而是一个理解与再探究的
过程，它试图回答“是什么”的问题，虽说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这个
阶段，但是它对于澄清理解、深化理解来说是必不可少的。阐释性研
究的意义并非仅的不满与反抗。同时，他强调要厘清“快感文化”与当代审美文化的快感化之间的界限，当代审美文化的快感化并非快感的真正解放，恰恰相反，快感被规训了、被盲目地耗散了，甚至完全失去了反叛的力量。12
应该说2008年此类研究文章较2007年在数量上有所增加，注重点
（包括人物及文本）也有所扩展，从法兰克福学派到后来的英美文化研究学派都有所观照，不过就论述的内容及观点来看，相较前人的研究并无明显突破，研究的深度有待进一步挖掘。
（二）对媒介文化现象的阐释性研究
相比之下，这个类研究文章数量较多。而这些文章的研究对象也主要集中于国内的媒介文化现象。
首先，很多研究者都将媒介文化置于后现代的语境中实行分析。
比如覃晓燕将“恶搞”文化置于后现代语境下，通过对其内涵、特征
的界定，探寻恶搞文化产生的社会根源和心理机制，她认为“恶搞”
文化作为一种亚文化，更多代表的是草根文化或平民文化对主流文化
的一种质疑与反思。它是一种思想情感的表达方式，是一种文化和内在的精神特质的集中体现。思想性是恶搞文化的内核所在，解构与重组是恶搞文化的实质，互文性、去中心性和集群性是其三个显著特点。13
宋妍则研究“恶搞”文化繁荣的媒介环境。她指出网络为“恶搞”的发展提供了土壤，反过来，繁荣的网络“恶搞”文化又反哺了传统媒体。她同时指出“恶搞”体现了媒介文化认同的危机，“恶搞”文化最终沦为商业文化的附庸。14
孙伟则注重网络文学，他认为在以网络媒介技术为基础、特征的后现代社会，网络文学让文学表面性地完成了“文学的回归”，文学终于回到了民间，成为每一个人把玩、娱乐、消费的具有文学性的文化产品。15
郑坚把目光投向了各种传媒样式塑造的后现代小资现象，他指出所谓的小资情调兴起于大都市，采取时尚化运作方式，以现代媒介为介质大批量地生产和消费。它是文化与经济交融共生的产物，代表着都市中间阶层中一部分受过良好教育，收入中上的群体的生活方式和品味。这个阶层中蕴藏着巨大的经济购买水平，独特的文化背景又使他们的精神文化消费需求旺盛，并且特征鲜明、追求新异。小资在经济和文化两方面的特征使得他们成为最适合于被媒介建构的一个群体。当代小资传媒文化中，将现代都市物质生活消费和日常生活，包括饮食、旅行、服饰、娱乐、家具、室内装潢，乃至美容护肤、喝酒、饮茶等，全面“提升”为一种审美对象和文化消费，这就是小资品位和格调的真正意义，这是由逐渐发达的现代工商业体系所建构的美学形态。而这正是小资身份认同的现代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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阚乃庆从较为宏观的层面分析后现代语境下中国电视的传播特征，他认为电视的低俗化是一种必然的文化姿态，是作为大众文化集中体现的电视面临国际化的趋势和新媒体的挤压而表现出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基本特征。在后现代主义的语境下，电视崇尚娱乐、驱逐思考、简单复制、排斥创意、丧失宏大主题、流于肤浅琐碎、甚至走向低俗化，恰恰是电视遭遇了“后现代主义”而自然表现出的“本能”状态。所以，当下中国电视的传播特征为娱乐狂欢的内容，开放与多元的姿态，复制与粘贴的制作手法，戏仿与解构的话语。由此带来了四个文化悖论：简单与复杂，浅薄与深沉，媚俗与独立，“近视”与“宏观”。17
闫顺利和王雪则从更为宏观的层面总结出后现代性所表现的文化诉诸主要有三个特点：商品性，不确定性以及肤浅性。他们认为其深层次的原因主要在于媒体的塑造，人们的审美疲劳及审美错觉，浮躁、冷漠、急功近利的世纪转型期心态促使渴望消解、平衡、互补的情绪的产生，社会进程和生活节奏的加快促使社会意识出现转型。18
其次，很多研究者将研究对象尤其是本土媒介现象置于世界化的背景及框架中实行分析。
例如姚休和李哲莹对“电视平民化”现象实行了文化解读，他们认为电视平民化是世界化背景下电视媒介发展的自然选择。他们指出电视平民化的出现主要有三个动因背景：市场经济的发展为电视平民化提供了物质基础，大众文化的勃兴为电视平民化提供了文化基础，数字
技术的升级为电视平民化提供了技术基础。电视平民化主要表现在话语权向平民阶层转移，审美价值趋向平民趣味，平民互动颠覆传受关系等方面。19
郑西帆则探讨了我国各地方电视台推行“本土化”的意义及代价，他认为这个过程中完成了从主流精英视角到本土平民视角，以及从规范化、普适化叙事、包装到本土化、个性化叙事、包装两个层面的文化编码转换。同时，他指出在肯定“本土化”也应该警惕并克服打着“本土化”旗号实则低俗的节目趁机而入，或者认为“本土化”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不当做法。20
施旭升从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