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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诗风的衍变
在中国文学史上，关于建安诗歌的思想艺术特色，是用“建安风骨“加以概括的。“建安风骨”一词，虽然是出自宋严羽的《沧浪诗话．诗评》，但在解释“建安风骨”时，基本上是沿用刘勰《文心雕
龙》的说法：
暨建安定，时人常以为宿构，然正复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著诗、赋、论、议
垂六十篇。”王粲十三四岁在长安时，受到左中郎将蔡邕的赏识。说他“有奇才”，蔡氏“倒屣迎之”，把家藏的书籍文章，都送给了他。他是汉朝三公之胄，但他生不逢时，十六七岁时，从长安逃到
荆州，投奔刘表，在那里滞留15年，不受重用，深昧奋进之路被阻之苦。《七哀诗》“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难过肝”和《登楼赋》“遭纷浊而迁逝兮，漫逾纪以迄今。情眷眷而
怀归兮，孰忧思之可任”，较深刻地反映了动荡的社会现实，抒发了他的坎坷不遇和内伤心苦，以其与曹操的作品相比，尽管有壮阔、纤巧之别，但胸襟怀抱、思想格调确有相通之处。可以说，归曹以
前，王粲的诗是具有“建安风骨”的。无疑，陈琳的代表作《饮马长城窟行》也属同一类。
刘桢是一个很有共性的诗人，钟嵘誉之为“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诗品》卷上)。这既是刘桢的诗格，也是他的人格。共性是艺术的灵魂。但人们经常以此对刘桢评价不高
。其实这是不当的。我们并不推崇类似孔融的那种疏狂、迂腐的共性，也不能提倡那种带有某种个人主义颜色的所谓的自我表现。但是不能不承认刘桢的《赠从弟三首》一类诗，是宏响铮铮，动人心魄
的。其中其次首：“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冰霜正惨凄，终岁常端正。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写得质朴自然。诗中临风傲霜的松柏，正是那个因“独平视”甄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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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曹家以“不敬”的罪名判处死刑，后来又改作劳役的诗人的写照。这种“真骨凌霜”的气概，雄健挺立的格调，也是建安初期诗风的一个特征。
二
建安13年(公元216年)冬，赤壁之战后，三国鼎立。建安诗歌也随之进展到其次阶段。这一阶段连续到建安末年。以“三曹”、“七子”为中心的邺下文士集团的形成和消亡，标志着建安诗坛的兴衰
和诗风的演化。初唐四杰之一的卢照邻说：“邺中新体，共许音韵天成”(《幽忧子集》卷六《南阳公集序》)，是看到了这一文学新体的特点和诗风的变化。陈琳是曹操击败袁绍后，约在建安六、七年
归附的，曹操使与阮璃俱管记室。这说明阮璃是在此之前入曹幕的。建安八年或稍后刘桢归曹。建安十一、二年前后徐斡、应瑒分别归附曹操。“七子”中，王粲归曹幕最晚，是在建安十三年曹操战败
刘表之后。同年，邯郸淳及书法家梁鹄、音乐家杜夔等，也相继喁喁归向曹幕。此时，曹丕、曹植兄弟也已成长，并显露文才。邺中文坛消失了“俊才云蒸”，“彬彬之盛”(钟嵘《诗品序》)的局面。
这时，经济恢复、生产进展，社会环境相对安定，诗歌内容随之发生了很大变化。如对战斗的描写就与曹操不同，暴露性的内容已被颂武、凯旋所代替。建安十二年，陈琳《神武赋》、应瑒《撰征
赋》是颂扬曹操征乌桓事。十三年秋，曹丕随父征刘表，有《述征赋》。同年，陈琳、杨修、应瑒、王粲等均有《神女赋》，称颂是年曹操征刘表取胜，记置酒汉滨事。十四年，繁钦从曹操征孙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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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征赋》。十六年，徐斡有《西征赋》。十九年，曹操东征，杨修有《出征赋》，曹植守邺，有《东征赋》。二十年曹操西征引军还邺，王粲有《从军诗》一首，以美其事。次年征孙权，王粲又有《
从军诗》四首，内容大都是对曹操的称誉。
在邺中文人笔下，不仅描写战斗的诗以美操为主，其他内容亦大致如许。以王粲为例，他的诗风就与前期大不相同了。归曹后，曹操的文治武功使他倾慕，更因曹公对他“以腹心委之”(葛立方《
韵语阳秋》卷八)；《七哀诗》中原有的“下泉”之悟，转化成了颂圣之辞。葛氏指出：“操以建安十八年春受魏公九锡之命，公知众情未顺，终其身不敢称尊。而粲诗已有‘愿我贤仆人，与天享巍巍’
之语”(同上)。诚然，王粲《公宴诗》的“愿我贤仆人，与天享巍巍。克符周公业，奕世不行追”，以及《从军诗》其四的“筹策运帷幄，一由我圣君”等，完全是对曹操的颂扬。刘桢作于建安十四年
的《赠五官中郎将》四首其一“昔我从元后，整驾至南乡，过彼丰沛都，与君共飞翔”的“元后”指曹操。这当然也是一首颂诗。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不要一般地去否定颂诗。曹操受命于危难之秋，对
国家的统一大业做出了贡献，是值得称颂的。至于建安诗歌中的那些应景诗，对当代和后世产生的某种消极影响，那是另一码事，二者不能相提并论。
建安十六年，曹丕为五官中郎将、副丞相。曹氏兄弟与邺下文士相处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