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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尼采
王汉清
中国在历史长河的发展中，当封建地主阶级从奴隶主阶级手中夺得政权之后，为了巩固政权，以便使自己的皇位传至子孙万代，进行了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思想的各个方面的统治。虽经二十几次王朝变易，但是一直没有跳出专制主义的窠臼说法。九月，《新潮》二卷第五期发表了鲁迅翻译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存言并附有鲁迅对存言各书的解释，指出“尼采的文章即太好，本书又同箴言集成，外观上常见矛盾，所以不容易理解”。这一时期，鲁迅曾经在文章中多次引用尼采的文章或联系尼采的思想来分析问题。他对尼采思想和文章的采用，与1907年的采用相比较，已经有了极大的不同。这时，郭沫若对尼采的学说和思想也是醉心的,他曾因上海一家外用书店竟然没有尼采的《看哪！这人》而大骂这家书店是《破纸篓》（见《沫若文集》第七卷399页）。1923年，他翻译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一部全部和第二部的一部分，在《创造周报》上分三十九期连载。“起初每礼拜译一篇，译得相当有趣”。后来因感到反响寂寥而中途放弃。但后来当他偶尔到江苏吴县东面的一个偏僻的小镇去参加一个小学教师的婚礼时，新娘的第一句话却是“我喜欢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为什么不把它译完呢？”可见反响并不寂寥。所以郭沫若说“早晓得还有良才夫那样表着同情的人，我真是不应该把那项工作终止了。”（见《沫若文集》第七卷第201、202页）
1925年以后，由于革命形势的蓬勃发展，广大工农群众和很多知识分子都已找到了适合中国社会的革命道路，纷纷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洪流。尼采的影响逐渐减弱以至消亡。正如郭沫若所说：“那时（指1926年）尼采老早离开我们的意识中心了”。（同上）这时，中国革命的道路和方向都已十分明朗，再停留于呼唤我们需要动的力，狂呼的力、冲撞的力、攻击的力、反抗的力、杀的力。”（向培良《水平线下》，见《狂风》不定期第一期）就再也不能像“五四”时期那样起到激动人心的作用了。因此，1925——1926年间，高长虹、向
培良为核心的狂飙社以“尼采声”为其“进军的鼓角”，“教人们准备着（超人）的出现”，并常拟尼采的彼此都不能解的格言式的文章（鲁迅《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反响却真是空虚而寂寥了。然而，他们所取于尼采的仍是扫荡一切旧的传统的束缚，为争取做一个强者而打倒一切障碍，这使他们从本质上不同于在四十年代初期鼓吹尼采思想的“战国策派”。最后，1930年，郁达夫在对旧势力的愤懑和因革命失败而产生的感伤颓丧之中翻译了尼采的情书七封，题名《超人的一面》赞赏了尼采的“洁身自好”，“孤独掘犟”（郁达夫《超人一面》见《断残集》）在一片白色恐怖的氛围里，尼采仍以一个反抗者形象出现在读者面前。
但是，到了四十年代，由于整个世界和中国政治形势的变化，尼采却以完全不同的面貌在中国产生了全然不同的作用。1940年前后，正值世界法西斯和国民党蒋介石反共反人民都极为猖狂时，尼采学说也已被纳粹分子利用改造，以作为他们的法西斯思想理论基础。这时，在中国文坛上出现了所谓战国策派。他们奉尼采为当代“最前进的、最革命的、最富于理想的政治思想家。他的著作是生命力饱涨的象征，是生命的顶峰”，“创造的纯火。”在他们主办的《战国策》半月刊和《战国》周刊上陆续发表了《尼采的思想》、《尼采的政治思想》、《论英雄崇拜》、《再论英雄崇拜》、《德国民族的性格和思想》、《狂飙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