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长恨歌》、《长生殿》中的感伤情愫
陈伟
[摘要]《长恨歌》、《长生殿》两部作品都是作者自己感伤情绪的倾吐。本文认为相似的社会背景、独特的个体体验及 作者哀伤、苦闷的思想是促成两部作品都流露出浓烈的感伤之情的重要因素。其实,所有的不作品的感伤情愫作一些初浅的探索。
一感伤的时代氛围营造了感伤之作
“情绪心理学认为,感伤本质上是一种心境,是客观事物不能满足主体需要时的一种 负面的主观体验,表现为一种弥散而持久的忧伤与无奈。” [1]《毛诗序》曰:“治世之音安 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⑵任何一部文学作 品的产生都是与其所处的时代、社会的影响分不开的。《长恨歌》、《长生殿》两部作品浓 烈的感伤主义气息可以从所处的时代找到理由。
唐玄宗执政前期正值开元盛世,大唐帝国空前强大的巅峰时期,他政绩卓越,堪称明 君。但是当他陶醉于自我的功绩而不能自拔,寻欢作乐时,叛兵突来,昌盛之下的危机毕 露无疑,帝国大业摇摇欲坠。唐玄宗在人生的顶峰上被自己的成就绊倒,重重地摔了下来。
安史之乱对于唐朝来说是国家悲剧,百年之业,毁于一旦,昔日的繁华、昌盛已成为 人们梦中仅有的些许残存的短暂回忆,现实的萧条景象却是人们现实生活中长久的沉重的 痛苦与难以挣脱的精神炼狱。以创造了辉煌的文化为自豪的唐人要经历安史之乱的沉重打 击,其内心的痛楚是可以想象的。
社会的不幸必然对当时的文人产生极大的影响,白居易也是其中的一员。白居易一生 经历了德、顺、宪、穆、敬、文、武、宣宗九朝,历经了社会形势动荡不安,旱灾、事变、 兵祸、党争及藩政割据等不断发生,他虽然进取,主张改革,但“安史之乱”后,唐朝已 渐衰微。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他形成了独特的处世原则——“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 其身。”在这种社会现实下,感伤成为普遍的情绪,杨玉环的死被普遍地看作象征着一个 值得怀恋的时代已经过去,从这里在不断地激发起人们的怀旧和伤逝情绪。《长恨歌》中 “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在这种歌舞 升平、温柔乡里度残生的宫廷生活中,隐含的恰恰是“渔阳整鼓动地来”,人民处于水生 火热之中,祖国山河的破碎不堪。“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写出了 “安史之 乱”的爆发,朝廷的无能而被迫西迁,百姓流离,举目全社会都是哀怨、感伤的气息。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唐朝中后期是一个苦难的历史时期,无论是经济、文化、政 治都是历史长河中的倒退。人们普遍由前期的干时用世转变为忧时拯世,但是当拯世不能 实现时,就表现为浓浓的感伤之情,而这种感伤之情必然通过文学家之笔表现出来。
而清朝与唐朝相比,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甚而有过之而无不及。清朝前期是封建社 会的最后一个辉煌。清朝康熙皇帝统治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少有的“盛极之世”,那么 为什么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没有出现讴歌盛世的壮丽诗篇,却出现了《长生殿》这部与 时代风貌大相径庭的哀思之音呢?道理依然,我们看到的康熙年间的繁荣盛世局面只是表 面的现象,而感伤评论的潜流才是其时代精神的实质。
明清是封建社会的最后两个王朝,他们的易代除了家天下姓氏的改变外,还促使自春 秋时产生而延绵不绝的夷夏观念在新的历史背景下高涨,由于夷夏位置的互换,带来了深 刻的社会变化。遗民汉人、对明朝念念不忘的人们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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