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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隐逸文化中涉政现象初探
张兆林 纪 祥 宋 涛 摘要:中国隐逸文化中的涉政现象,并不是对隐逸文化的背叛,而是恰恰是使隐逸文化更具有多样性的原因。分析隐选文化中的涉政现象,有利于扩大传统隐逸文化的内涵,更清晰地分析清楚中国隐逸文人李白也为“入世”不懈努力,由道士吴筠的推荐,被召至长安,供奉翰林。久居深山的商山四皓在汉太子刘盈的盛情相邀下出山成为他的辅佐大臣,从而巩固了刘盈的太子地位,后为汉惠帝。人称“卧龙”的诸葛亮在隆中卧龙岗隐逸十年[建安二年(197年)建安十二年(207年)],在刘备“三顾茅庐”后,出山辅佐刘备,后成三国鼎足之势。

二、中国的隐士能否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施展拳脚

中国的隐士能否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施展拳脚很大程度上要看他们在“人世”后能否及时的抓住有利的机会,得到当权者的支持。张良,字子房,汉初三杰之一。《后汉书注》云:“张良出于城父”。即今安徽毫州市东南人。张良曾隐于下邳(今江苏睢宁北)数年,潜心研习《太公兵法》,俯仰天下大事,终于成为一个深明韬略、文武兼备,足智多谋的策略家。在辅佐刘邦过程中,张良得以大施拳脚。通过“降宛取蛲,佐策人关”、“谏主安民,斗智鸿门”、“明烧栈道,暗渡陈仓”、“下邑奇谋画箸阻封”、“虚抚韩彭,兵围垓下”、“劝都关中,谏封雍齿”不但帮助刘邦得了天下,而且使得汉朝初期呈一派祥和景象。刘邦盛赞张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北宋政治家王安石曾写诗赞道:“汉业存亡俯仰中,留侯于此每从容。固陵始义韩彭地,复道方图雍齿封。”
当然,在政治舞台上,许多人无法自保。文人出身的隐者,更多的是考虑下层社会的利益,有着“天下归仁”的情怀,但他们却不能找到或不能遵从于官场的定律,因此常常受到非议和排挤。如杜甫、白居易等。当隐者的政治观和其他政治观一旦发生碰撞。败走的就往往是这些隐者,这样一来,隐者就只得远离政治,并由此产生和丰富了隐士哲学。

三、中国的隐士能否在政治舞台上全身而退

中国的隐士因个体的差异使其在政治舞台上的结局迥异。田园诗人陶渊明终因不满时政黑暗,弃袍挂冠,拂袖而归。李白虽文章风采,名动一时,颇为玄宗所赏识。后因不能见容于权贵,在京仅三年,就弃官而去,仍然继续他那飘荡四方的流浪生活。但是成功亦不乏人,汉时张良,自从汉高祖入都关中,天下初定,便托辞多病,闭门不出。随着刘邦皇位的渐次稳固,张良逐步从“帝者师”退居“帝者宾”的地位,遵循着可有可无、时进时止的处事原则。论功行封时,按级颁爵,汉高祖刘邦令张良自择齐国三万户为食邑,张良辞让,谦请封始与刘邦相遇的留地(今江苏沛县),刘邦同意了,故称张良为留侯。张良辞封,自请告退,摒弃人间万事,专心修道养精。此时的张良功成身退,明哲保身,再次开始了自己的隐逸生活。吕后在刘邦死后,强劝张良结束学道生活,回朝做官,张良听从了劝告。惠帝元年,张良病死,谥号文成侯,终得善终。
所以涉政之人,在功成名就之后,应该保持谦卑平和的心态。张良与诸葛亮等做得较好,在他们辅佐君主成就大业的前后,都是谦卑与平和的,这本质上就是一种隐者的智慧。
通过上述事例,我们不难看到隐者的悲哀与痛苦,但我们还应该看到他们超脱的智慧,那就是,他们既力求保全自身,又要选择自由的个性。所以李白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