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过程中的“话语民主”：现实抑或乌托邦？.doc

1 公共政策过程中的“话语民主”: 现实抑或乌托邦? 内容提要近 20 年来,当代主流学科领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后现代主义的冲击, 公共行政领域亦不例外。90 年代, 一些学者基于后现代社会的某些视角, 提出要以公共政策中的话语理论来取代传统的行政模式。话语民主理论的研究视角使我们看到“公共能量场”的形成、多元价值观念的融合以及通过政府与社会多元主体之间的互动形成“话语”的共同治理等对于公共政策过程的重大意义。然而对于未曾经历过现代性之洗礼的中国而言, 充分实现政策过程中的话语民主究竟是现实的民主图景还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幻景呢?由此本文通过对南京市的实证调查, 对公共政策过程中的话语民主实践进行实证层面的解析, 分析后可发现由于某些主客观条件的限制, 当前充分实现政策过程中的话语民主实践似乎还比较理想化。因此本研究尝试对影响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过程中的话语民主实践的因素进行剖析,期望可以为政策过程中的话语民主从“乌托邦”走向真实的图景提供一些可行性的数据支持和建议。关键词公共政策过程话语民主南京市交互分析 2 方差分析多元回归分析一、理论溯源与研究主题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 从亚里士多德到汉娜· 阿伦特一脉的政治哲学都强调政治是公共言谈和讨论,而不是暴力的征服和斗争。话语理论作为交往行为理论向话语政治学过渡的中介, 在哈贝马斯现代性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 它是当代西方规范伦理学复兴过程中, 继罗尔斯《正义论》之后道德普遍主义的又一次强力张扬。 20 世纪 90 年代,一些学者又提出要重塑公共政策中的话语机制。查尔斯·J· 福克斯和休·T· 米勒在《后现代公共行政-- 话语指向》一书中认为, 作为一种可以接受的治理模式, 传统的治理已经死亡。在公共行政领域, 传统理论的两种替代模式正竞相取代之: (1) 宪政主义或新制度主义; (2) 社群主义或公民主义。而在后现代状况下, 宪政主义、制度主义等模式也被不同程度地解构了。“我们并不完全赞同宪政主义/ 新制度主义的选择。我们认为, 尽管社群主义强化了其理想的力量, 但公民主义是一个不可能的解决方案。我们对后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的探索对公共行政/ 公共政策提出了更多的疑问,但对其发生作用的环境的质疑尤其重要, 坦白地说, 这一质疑 3 使得建构另一种替代模式成为了令人畏惧的任务。尽管我们相信我们的批评是有说服力的, 能够站住脚的, 但我们现在正进行一项更具挑战性的任务,即提出一个有关公共行政/ 公正政策的规范理论。”福克斯和米勒在对传统的治理模式及其替代模式进行批判之后,基于后现代社会理论的某些视角, 提出第三种理论, 即话语理论, 话语理论的核心内涵可以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首先, 政策网络中的“部分人的对话”是话语理论的核心。福克斯和米勒对现实存在的政策对话案例进行了梳理, 指出对话有三种形式:即“少数人的对话”、“多数人的对话”和“部分人的对话”。显然, 前两种对话形式并不符合公共政策话语的基本要求。结合一些典型案例的研究, 福克斯和米勒十分推崇“部分人的对话”形式。他们发现“部分人的对话”为实现公共政策对话的正当性提供了坚实的基地, 因为它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在政策网络中应该加以大力提倡的话语形式。在他们看来, “部分人的对话”与其他两种对话形式相比较尽管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参与, 但是,“一些人的对话优于少数人的对话和多数人的对话, 它的针对特定语境的话语和不愿遭受愚弄与任意差遣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参与, 切合情境的意向性和真诚性的提高大大超过了它的缺点。”所以, 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部分人的对话”的现状并不太理想,但是对 4 于福克斯和米勒两位作者来说, 实现公共政策的“部分人的对话”是改造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值得大力倡导的途径, 也是他们关于重塑公共政策话语机制的后现代尝试的主旨所在。福克斯和米勒的话语理论其次强调“能量场”在公共政策领域的重要作用。“能量场”的概念似乎与哈贝马斯所言的“公共领域”的内涵有异曲同工之处。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是与统治阶级的政治权力相抗衡且向所有公民开放的公共生活领域。哈贝马斯还认为,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必须具备一定的前提,既“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严格分离, 其中, 公共领域由汇聚成公众的人人构成, 他们将社会需求传达给国家, 而本身就是私人领域的一部分。”在“公共领域”的基础上, 福克斯和米勒提出了“能量场”的概念。他们认为公共政策的过程是一种“重复性的实践”活动, 而这种“重复性的实践”活动是“能量场”概念的基础。既然“将社会结构扎根于变化着的绵延性与坚固性的重复实践中将为已经富有成果的解释图式的进一步发展开辟新的天地”,那么“新生的话语形式也会发展成为有足够稳定性的重复性实践, 并具有制度化的特征( 可以预计, 我们寻求的正是话语实践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