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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北大“德怀门”并非仅仅是事件——关于北大“德怀门”事件的制度性反思所谓北大“德怀门”事件,我们在做有关种种制度性反思之前,似有必要对该事件过程做个简单的回放—— 2004 年7月9 日,河海大学讲师甘德怀投书《新语丝》网站, 披露了自己的北大考博遭遇。据其所诉, 甘报考的是法理学专业法社会学方向,导师是法学院院长朱苏力。甘的笔试成绩名列第一, 并且是唯一过了研究生院确定的复试资格线的考生。但甘迟迟没有收到复试通知, 直至他自己给法学院办公室打电话才被告知四天后进行复试。复试时另外两名成绩未能达到复试资格线的考生也参加了复试, 其一为北大的法律硕士艾佳慧, 另一为去年考过周旺生教授的博士的何远琼。参加复试的老师共有三名: 朱苏力、周旺生、强世功(迟到约二十分钟,错过了甘德怀的答题) ,由朱苏力本人担任记录工作。复试开始后, 朱苏力对甘、艾二人提了同样的问题, 对何没有提问。强世功对三名考生均未提问。期间朱苏力接听电话两次。次日, 甘即得知自己未被录取,此后他多次找朱苏力协调未果,便向北大纪委投诉。近两个月后, 北大纪委、研究生院和法学院终于给了一个维持 2 原录取结果的口头答复,没有给书面答复。[1] 7月 12 日,朱苏力亦投书《新语丝》,就此事做了说明: 他对艾佳慧仅仅认识, 但不熟悉; 法理学专业因考生笔试成绩普遍偏低, 故将面试资格线下调; 强世功确实迟到, 但由于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这并不影响面试成绩的确定。[2] 7月 21日,《东方早报》就此事专访朱苏力。朱辩称“我没有不遵守制度, 恰恰是制度给了我这样的权力”, 并声称自己有三到四个招生名额,但只收了一名博士生。[3] 7月 27日, 《新京报》就此事专访朱苏力。朱表示不欢迎甘德怀继续报考自己的博士生, 同时声称自己虽有三个招生名额, 但宁愿空着一个名额, 也不能招收自己认为研究能力不突出的学生,否则既是对学术不尊重,对自己不诚实,也浪费了者说明自己十几年来没有招收过一个在职生或者领导干部。[4] 但随即有网友揭露:艾佳慧的论文指导教师是朱苏力;她的一篇获奖论文《司法判决书中“双高”现象并存的另一种解释进路——对辽宁省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经济纠纷判决书的经验研究兼与张维迎、柯荣住两位先生商榷》受到 3 朱的高度评价, 朱称这篇论文“展现了法学理论研究的一个新视角, 是一篇出色的交叉学科研究论文。”其次, 这次朱苏力招收的博士生不是两个, 而是三个。除了艾佳慧、何远琼外, 还有一个龚文东, 此人是北大法学院的副院长、工会副主席,没有参加复试。[5] 此事在网络上掀起轩然大波,除了众多化名网友外,亦有几位知名学者就此发表了评论。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出自许纪霖、秋风、方舟子、邓正来等人。有些知识分子强调该事件是不合理的招生制度与更为合理的招生理念的冲突结果。许纪霖在《“甘朱事件”的制度性反思》说: “问题的核心,不在于所谓的‘程序不公正’,而是目前的博士招生和培养制度的内在错位所致。……公众们反思的目光要从个人转向制度, 从表面的程序规则转向核心的实质制度。”[6] 秋风也认为“朱教授可能是一位用心良苦的改革者, 他试图突破僵化的考试模式,选拔真正可资培养的人才,因而, 对于现有规则, 他已然丧失了尊重, 而自我授权便宜行事了。而甘德怀却是一位认真而资讯闭塞的学生, 他真诚地相信规则仍然是有效的,并且根据那样的规则安排自己的计划。于 4 是,两人的预期发生错位,并且都落空了。”[7] 方舟子则针锋相对地指出:“这个考博事件的关键不在于为什么甘德怀通过了初试却没有被录取, 而在于为什么艾佳慧没能通过初试却破格参加了复试,而且被录取了。”[8]“这根本不是如何逐步完善制度的问题, 而是如何遵守规则的问题。”[9] 邓正来问道:“究竟是什么力量迫使我们在决不能采取‘差额制’的情形下执意要启动‘差额制’?”[ 10 ]“为什么在直面学术界自身问题的场合, 我们想听却听不到了学术界人士像其在其他情形中那样以其真实身份而发表的那些令人颇受启发的理性分析或理性批判? ”[ 11 ] 该事件“实是那些拥有资格或权力‘玩弄’或‘运作’这些制度的博导们与那些隐藏在‘消声之幕’背后的各式人等进行交易性的‘共谋’所致——后者中既包括长期忍声吞气的考生、包括那些准备来年参加博士生考试因而不敢发表自己看法的学生、包括那些具有批判能力但却熟视无睹的知识分子们, 当然也包括那些日后有可能‘运作’这些制度的博导们”[ 12 ] 值得一提的还有北大校方对于此事的态度。北大校长许智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宣称:“北大目前已经开始着手逐步淡化 5 研究生选拔笔试成绩的权重, 并准备在硕士和博士的研究生考试中逐步取消笔试。”[ 13 ] 北大党委书记闵维方则表示,学院招生属于学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