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心理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应用_1.doc

1 民族心理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应用语言文字的应用情况除了受语言文字本身的共时特点和历时演变规律的制约外, 还强烈地受到社会、文化特点的影响。社会、文化的特点包括许多内容, 主要有人口分布、经济形态、文化教育、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民族关系等。民族心理是民族的社会、文化等特点在人们心理上的反映,包括民族自我意识、民族感情、民族特点等, 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它对语言文字的应用也起着制约的作用。建国以来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的实践经验说明: 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字的特点, 包括其共时特点或历时特点, 其本身特点或应用特点, 都或多或少地受到民族心理特点的制约, 所以研究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应用问题, 必须联系民族心理特点。在我国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应用中, 民族心理的制约和影响时常反映出以下三对矛盾关系:同与异的关系,变与不变的关系,纯与不纯的关系。本文试对这三对矛盾做些具体分析, 力求从中认识民族心理制约和影响语言文字应用的规律和特点。 2 一、同与异的关系同与异的关系存在于语言文字的各个方面。比如在语言上: 同一民族使用相同的语言, 这是同; 使用不同的语言, 这是异。在新词术语的选择上,有些语言采用同一来源的借词, 这是同; 而有的语言各自使用本语固有的词, 这是异。在文字上, 不同民族有的使用相同的文字或文字形式, 而有的则使用不同的文字或文字形式。即使是同一民族内部, 有的只使用一种文字, 而有的则使用几种不同的文字。有的文字与现在的口语一致, 而有的已经脱节, 等等。民族心理对待语言文字中的同和异, 往往因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不同时间而有不同的选择, 其不同的态度受着不同社会特点的制约。任何民族都有民族认同感,所以一般都会认为同一民族内部的不同成员在民族的一些基本特征上应是相同或最好是相同的, 而且总希望相同的成分越多越好。因而, 民族心理所表现出的状态往往是趋向于同, 即愿意看到共同点, 对共同点估计得比较充分, 而不愿看到相异点, 对相异点的估计往往偏少。如对待语言归属问题, 人们往往不愿意承认同一民族使用不同的语言, 总想把同一民族使用的不同语言看成 3 是方言的差别。这样一来, 受民族心理制约的感性认识与对语言的科学认识有的一致, 有的不一致。以我国景颇族使用的语言为例: 景颇族内部存在支系的差别, 不同支系使用不同的语言。这些语言中, 景颇语同载瓦语等语言差别较大, 景颇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景颇语支, 载瓦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缅语支。二者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词汇上, 相互间的同源词不到 1/3, 一些常用的基本词也不同源, 而且同源词的语音对应很不严整。其次,在语音、语法上也有一些差异。国内外研究景颇族语言的专家通过语言比较, 几乎都认为景颇语和载瓦语是两种不同的语言。由于景颇语和载瓦语相差较大,原有的景颇文(创制于 19 世纪末,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拼音文字) 难以适应说载瓦语的人们使用, 客观上需要创制一种适应载瓦语特点的文字。但在景颇族内部, 许多人出于统一的民族心理, 不愿承认景颇语和载瓦语是两种不同的语言, 尽量强调景颇语和载瓦语的相同特点。这种心理与语言文字使用的客观规律是不一致的, 而人们决定怎样认识景颇族语言以及怎样解决他们的文字使用, 则只能遵循语言文字演变的客观规律。又如,对云南蒙古族使用的嘎卓语的归属认识,统一的民族心理也有过强烈的反映。嘎卓语是云南蒙古族使用的语言,它不是蒙古语,而是属于藏缅语族彝语支的一种语言。 4 云南蒙古族为什么使用了彝语支的语言呢?元朝忽必烈率十万骑兵于 1252 年进攻云南, 由于 1381 年明军击溃了忽必烈军队,使得这部分蒙古族官兵在今通海一带定居下来,并与当地主要民族彝族的女子通婚,以致出现了语言转用,由原来操用蒙古语转为彝语。后来, 他们操用的彝语经过数百年的演变, 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语言——嘎卓语。但由于嘎卓人还清晰地知道其祖先是北方的蒙古族, 因而与北方的蒙古族存在深厚的民族认同感。在这种认同感的支配下, 他们希望自己现在使用的语言也是蒙古语, 而不愿认为自己操用的是一种接近彝语的语言。当他们听到有的语言工作者提出嘎卓语有蒙古语底层的见解时( 后经比较研究证明, 这种见解是错误的), 感到非常高兴, 很快就接受了这种错误见解。他们甚至用嘎卓语和蒙古语相同的“宾动型”语序以及某些词偶然的语音接近, 来论证二者的同源关系。后来的比较研究成果, 已较有说服力地证明了嘎卓语既不是蒙古语, 也没有蒙古语的底层,而是一种属于彝语支的语言[1] 。在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里,各个民族在对待不同民族语言文字的关系上,存在着“求同”的趋向,而对待自己的语言文字,又存在“存异”的心理。所谓“求同”,就是希望各民族语言文字能增长共同成分,以利于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