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和我父亲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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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老了。近两年来，他不断地生病，住院，体力和精力愈发不如以往。不然的话，在得知出版社编印他的文集的消息时，他肯定会欣然提笔，为他这套文集作一篇自序，为他自己一般都拥有冰箱，钢琴，还有面包烤箱。这在上世纪50年月的上海市民眼中，都属于生活的浪费品。在夹竹桃花盛开的日子里，训练有素的钢琴声便会从弄堂深处悠悠闲然地飘出。常常是在周末，这些家庭里走出的红男绿女会结伴同行去四周的凯司令、红房子或者国际饭店吃西餐。而当他们归来走到弄堂口的时候，还在大谈特谈西冷牛排与奶油蘑菇汤的美味，这自然使解放后搬进这条弄堂，早餐通常靠酱菜和泡饭度过的新居民艳羡不已。但童年的我绝不艳羡。由于我从来都将自己的父亲作为傲慢。我知道，父亲是一位革命者，是一个特地革资产阶级命的人，所以我怎么会艳羡资本家的遗老遗少的生活呢？现在回忆起来，我当年的想法当然稚嫩可笑，但这的确是我真实与原始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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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发表的第一篇小说是《书记大楼》。
以我今日的目光看来，父亲身上更多的潜质是诗人，而不是小说家。
虽然父亲幼年和少年时读了许多古典诗词，且都能背诵，直至80岁的高龄，他在这方面的记忆细胞仍未曾见退化，但在我的印象里，父亲似乎从未公开发表过诗歌之类文体的作品。
诗人往往具有天真、浪漫、对待世界过分抱负化的秉性。我的父亲也毫无例外。他以他的抱负走进了新中国缔造者的行列中，他也以他的抱负消失在新中国一个特定时代的作家队伍里。
《书记大楼》发表于1962年的《上海文学》。那时，国家刚从“三年自然灾难”的逆境中走出来，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还非常低下。特殊在贫困的农村地区，如何从灾后的土地上收获丰衣足食的日子，便成了公社领导干部必需向广阔社员面对面交待的一个原则问题。这一年，父亲恰好去淮北农村参与工作队，他以诗人的慧眼，发觉了一位在他小说里被称为“老徐”的公社书记。这位老徐住的所谓书记大楼，就是用几捆秫秆在田间搭起的三角形庵棚。借用小说里一位农村老大娘的语言来描绘：
你说老徐吗？他是公社党委书记，兼管这大队。他家在公社，这里也有间厢房，可他总没有个实在的住处。种什么试验田，他几捆秫秆一搭，就在红薯窖边；抗旱时，他又搬在抽水机的帆布篷下；这几天，发觉菜园里有虫，他又和农业技术员在那边支了个棚子……
一位多么可亲可敬的农村基层领导的形象。
我信任，在抱负主义的旗帜还飘扬于许多人心灵的年月里，这样的小说人物肯定不仅仅是艺术上的真实。在贪欲和索取尚未成为全民族的价值观时，这样的事迹与人物确定会消失在你的身边或眼前。
在这篇小说的结尾，父亲以小说中那位大学生的口吻为“书记大楼”由衷地赞美道：
你不是对建筑艺术有兴趣吗？那你看，此刻它象不象建筑艺术上的最高形式——纪念碑。当有一天，农村全是现代的建筑，要造一座艰难朴实的革命传统的纪念碑，还能有什么形式比它更恰当？！
是的，父亲是位从未写过诗歌，却又是那么擅长于抒发他酷热情怀的诗人。从他布满诗意的小说里，我看到了当年支撑他参与革命的信念和信仰。
1963年，父亲为《安徽画报》去大别山采访。靠着采访的感悟，父亲写就了短篇小说《草鞋》。
这是一篇极精巧的小说，只有四千余字，后来由《中国文学》以数种语言译介到国外。
《草鞋》的抒情不同于《书记大楼》，《草鞋》的抒情是含蓄的，《草鞋》抒情的动人之处是由于父亲奇妙地使用了“草鞋”这个道具。刘勰于《文心雕龙》里总结过：含蓄是美，一览无余也是美。尽管《书记大楼》与《草鞋》抒情的方式不同，但其美的特征还是共同凸显的。
《草鞋》的大致内容是：土改那年，工作队派何刚到山里办小学。一位名叫邢月兰的小姑娘很想上学，却由于父母被地主逼死了，奶奶为小月兰的父母哭瞎了眼睛，于是，十岁的小月兰不但要挑起家庭的重担，还要细心照看双目失明的奶奶，根本就没有上学的时机和条件。一天，何刚借着为小月兰砍柴与背柴，问清了小月兰不愿上学的缘由。原来，小月兰付不起学费。何刚便亲自来到月兰奶奶面前，说：“如今文化和土地一样，属穷人，学校可以照看……”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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