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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生者走近死者
子羽 【编辑留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死者为大,入土为安。有这样的传统文化,要想普及遗体器官捐献,难度可想而知。而且,目前我国也没有立法鼓励这种行为。以文中主人公为代表的一些人,却默默担负起了这项重任。他们明白,一01年,再次失业的杨东文难免失落,独自走在街上,偶遇老年人自行车队,为了打发寂寞,杨东文成了其中最年轻的队員。
但他不甘于仅仅骑车健身。正巧辽宁省启动造血干细胞资料库,杨东文决定骑车进京,沿途宣传此事。他对这个冒险的壮举充满了忐忑和希望,“辽宁公益事业史上的第一次”让他热血沸腾。召集了20多个伙伴,自己拿出600元钱为大家统一买了T恤、小旗、条幅和对讲机之后,杨东文等人上路了。
每天早上五点出发,遇到集市买点黄瓜西红柿充饥,然后发宣传册,找当地政府盖章,晚上住8块钱一宿的大车店。坚持到北京时,只剩下了两个人。作为庆祝,杨东文在超市买了袋装的北京烤鸭,打开时香气四溢,他想哭却忍住了。虽然不虚此行,也受到辽宁红十字会的赞誉,但之后一次骑车宣传中两位老人发生意外去世,让杨东文陷入悲伤。即便家属的宽容与谅解让他免于承担法律责任,杨东文依然深深自责。后来,当于佐良老人第一次找到杨东文,希望借助自行车队宣传器官捐献时,杨东文犹豫了。直到他在报纸上看到于佐良老人的大女儿已经捐献了遗体,他决定和老人一起做件具有“第一次意义的事”——成立遗体器官志愿者俱乐部。
找媒体,媒体拒绝接待;找政府相关部门,怀疑是非法组织;找医院,“不需要、没空接待”。有成員担心会不会被抓,杨东文无法确定,他唯一能确定的是自己在做好事。但有时他忍不住感慨,这件好事做起来为啥这么不容易呢?
2004年10月26日,自愿捐献遗体(器官)志愿者俱乐部在一间租来的小屋里成立了。直到第二年,《时代商报》的一篇报道,才让这个没有合法身份的俱乐部正式浮出水面。因为是继德国之后,世界上第二家类似的俱乐部,全国各地的媒体蜂拥而至。杨东文来者不拒,他深知媒体是最好的宣传平台,只有出名了才有更多的人来做遗体器官捐献。有人非议说,他这么做肯定有目的,一向平和的杨东文也会愤怒,“没有证据就闭嘴!”

一步一撞头

一边是媒体上风光的焦点,一边在现实中仍不被大多数人关注;一边是被信任、被感激,一边仍遭人风凉话。在器官需求与供给的不对等中,杨东文拼命游说劝解;在生命的结束与延续擦肩而过中,他感受着器官捐献制度的困扰和人情世故的纠结。
死神何时带走谁,这是无法预测的。根据《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规定:摘取尸体器官,应当在依法判定尸体器官捐献人死亡后进行。在我国,认定死亡的标准是心脏停跳、呼吸停止,然而一旦心脏停跳,没有血流经过的器官将很快衰竭。杨东文曾与某国有眼库的工作人員协调,如何能最快取走捐献者的眼角膜,好好实现这份爱心。对方告诉他周末休息不行,并问他工作人員打车的钱谁出。杨东文百思不解,“这难道是我们国家的眼角膜要靠斯里兰卡捐赠的原因?”
因为器官接收单位要求捐赠人到公证处公证,而公证需要缴纳500元的费用,这对千思万想下定决心的捐赠者又是一种动摇。善良的人无法理解阻挡善举的这一门槛。一位老大姐打电话给杨东文:“交200块钱我都认了,可500元对我这个下岗工人来说太多了。”
刚值完班,杨东文穿着保安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