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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盆里的豆子发芽了
铁盆里的豆子发芽了
原来一直以为重揭灾难是在“受访者”心灵的伤口上洒盐,而事实是,人人都不去触碰,伤口里的脓水就一直包裹在里边,你逼他打开,把脓水放出来,其实是对“受访者”的一次治疗
有一天,一位已经当上了家乡政府领导的朋友问辽宁女作家孙惠芬,回老家忙什么?她答,做自杀调查。朋友瞪着她问,谁自杀了?孙惠芬答,不是谁,而是很多。
与媒体报道的那些引人关注的自杀事件相比,绝大多数的自杀往往如秋天之叶,默然飘落然后归于沉寂。孙惠芬最近创作并在《人民文学》上连载的《生死十日谈》,即是针对农村最普通的自杀现象的“调查报告”。
对于长期以来关注乡土文化,执着于乡村叙事,并创作了大量优秀乡土文学作品的孙惠芬来说,她虽经常往返城乡之间,可她以前并不知道她的家乡会有这么多人自杀。直到她的朋友大连医科大学教授贾树华抛出了“农村自杀研究与预防”课题,并动员她加入进去,她才知道,她的家乡有那么多人面临着生与死的艰难抉择。
做这个课题需要勇气,因为在很多地方,谈论死是一种忌讳,但剑走偏锋的“诱惑”以及现实力量的驱使,推动孙惠芬完成了这部作品。“我无法逃避。”孙惠芬这样解释。
为何要着眼于“死”
《方圆》:作家的生活造就作家的文学世界,你近两年自称“放逐乡村”,是在寻找新的写作资源吗?
孙惠芬:“放逐乡村”,应该说是整个身心的需要。当然这个身心,是已经被创作浸泡出来的身心,所以身心的需要也包含着创作的需要。
当时确有一部长篇的构思,想到故乡田野寻找灵感。但最真实的想法,却是远离写作,远离书斋,远离跟写作有关的文坛或文圈,好好地透透气。我的所谓放逐,就是这种让自己忘记一切,投入到另一世界的放松和忘我。
《方圆》:“放逐”乡村到底是一个怎样的过程?可以收获些什么?
孙惠芬:最初是有一个方式,在家乡农业发展局挂职,这也经过了层层作协组织的努力,目的是为解决一个吃住的地方。刚“挂”进去时,我把自己当成农发局的一员,跟各处、室的工作人员下乡,有畜牧、种植业、信访、扶贫等等方面的工作。
这些辐射了当代乡村方方面面的端口,就像一条条通向大地纵深的铁轨,让我进入此前无法想象的天地。虽然不一定接触到最幽微处,但我的身心是放松的、愉悦的,我放纵自己的感官,去感受,去面对,去倾听,去做深深的呼吸。
一些死鸡、死猪被二道贩子带入市场,如何进行污染处理并堵住非法贩卖?一些大棚菜农为蔬菜施过量农药,如何检查大棚蔬菜的用药成分?水源地农民为了城里人吃上干净水,不得不迁到故乡之外,可迁后土地补偿迟迟不给,如何安抚那些拿不到补偿就去北京上访的农民?住在偏僻大山里的村民动迁,可是人搬了土地挪不走,如何解决他们的种地困难?
这些事情,附着层层叠叠的社会问题进入我的视野。
在最初的日子里,它们之于我,仅仅是流动在乡村大地上的空气,它们除了让我陶醉,没有别的。因为我在城里的家呆得太久了,太需要这些信息在耳边眼前流动了。应该说,在刚刚下乡的时候,我根本没有对这些社会问题进行思考,我陶醉在拥有“新鲜空气”的喜悦当中。不但不思考,且连跟写作有关的笔记都不做,似乎因为写作而造成的敏感神经已经在这种自由的空气中休眠。我特别需要这种休眠,或者说,长期的思考已经让我对思考产生厌倦。那时在乡村,我最想成为的,就是一个麻木不仁的呆傻者。
神经是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