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外交赋诗的志向传达与结构流程的语用学分析
崔德全
(安康学院中文系,陕西安康725000)
扌商要 外交赋诗,作为一种间接言语行为,是赋诗者借“诗”来传达自己的志 向,并力求获得听诗者的理解与接受。这是一个“语意曲折穿行的过程”。传》为我们描述了两个有趣的事例。
1)鲁文四年,“卫宁武子来聘,公与之宴,为赋《湛露》及《彤弓》。不辞, 又不答赋。”文公“有意”②赋诗,宁武子“不辞,又不答赋”颇使我们疑惑。孔
孔颖达对《周礼》“六诗”之“赋”作注云:“凡言赋者,直陈君之善恶,更借外物为喻”《十三经注疏》, 页796。刘熙载也说:“风诗中赋事,往往兼寓比兴之意 赋兼比兴,则以言内之实事,写言外之重旨、 故古之君子上下交际,不必有言也,以赋相示而已。赋物必此物,其为用也几何?”刘熙载•艺概[M]•上海: ,页97。
杨伯峻先生注此句云:“传言'为赋'者,除此之外,尚有七年之'为赋《板》之三章'襄二十七年之 颖达对此作了非常精彩的解释:原来,“此时武子来聘,鲁公宴之,于法当赋《鹿 鸣》之三,今赋《湛露》《彤弓》,非是礼之常法……此二篇,天子宴诸侯之诗, 公非天子,宾非诸侯,不知歌此何意。盖以武子有令名,歌此疑是试之耳。”武 子知鲁人失于所赋,“辞则章主之失,答则以当其宠,故不辞又不答赋,佯若不 知,其所为如愚人然。”⑹
1840-1841若鲁人有意使乐工歌此欲以试武子,则恰证明“宁 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11]。
2)鲁襄二十七年,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 二子石从。⑺1135 “赋诗的郑国诸臣,除伯有外,都志在称美赵孟,联络晋郑两国 的交谊。赵孟对于这些颂美,有的是谦而不敢受,有的是回敬几句好话。只伯有 和郑伯有怨,所赋的诗里有云‘人之无良,我以为君'是在借机会骂郑伯。所 以范文子①说他‘志诬其上而公怨之'。如4赵文子之所以说郑伯怨恨伯有,若侥 幸其后必逃亡。正是因为伯有没有遵循言语交际的得体规则,在不不恰当的时间、 场合说了不该说的话。
第三,赋诗与听诗双方对赋诗语境的深切体察。所谓语境,是人们运用自然 语言进行言语交际的言语环境,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上下文语境 (Context);二是情景语境(Context of situation);三是民族文化传统语境。 [1。]22-23外交赋诗中,赋诗与听诗双方大都非常清楚对方的身份、地位以及对方的 志向、态度;也谙熟在外交场合中“断章取义”的赋诗习俗。故尽管赋诗者将自 己的真正志向表达得委婉曲折、含蓄隐蔽,听诗者还是能够穿透“诗”的迷障, 领会其背后的真正意图。若赋诗与听诗双方不晓或佯装不知其所处情境,这也会 造成赋诗志向的误解或被搁置。
比如,襄二十六年齐侯郑伯以卫侯故如晋,晋侯兼享之。齐国子赋《蓼萧》 郑子展赋《缁衣》。“二君赋诗,本在释卫侯,叔向明知之,而晋侯不欲释之,叔 向乃故意误会其意,且使晋君拜” GW。于是齐郑的真正寓意便被曲解、搁置了。 有意思的是,齐国子再赋《辔之柔矣》;郑子展又赋《将仲子兮》,最终使得晋人 接受并允诺了齐郑对放归卫侯的请求。
最后,赋诗与观赋双方对诗的熟知、熟用。
孔夫子尝说:“不学诗,无以言。”孔颖达疏云:“古者会同皆赋诗见意,若 不学之,何以为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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