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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在联金灭辽政策中的失误研究
一、联金灭辽政策的成因
　　北宋与辽的冲突渊源长期，中心问题就是所谓的“燕云十六州”的归属问题。公元936年，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为夺取后唐政权，竟以卑词向契丹皇帝称臣、称子，割让燕云十六州北宋灭亡的催命符呢？我认为，问题并不在于政策本身，而在于政策的执行。联金灭辽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存在五大失误。
　　（一）用人不当
　　政策的主要策划者是蔡京和童贯，而主要执行者是童贯。这两个人都是“六贼”之一。史载蔡京“天资凶谲，舞智御人”。[2]专以曲阿徽宗为能事。他在政治上是个投机分子，王安石变法失败，他倒向旧党一边，哲宗绍述，新党重又得势，他又倒向新党。徽宗时期为江南人民所叫苦不迭的花石纲，也是蔡京怂恿皇帝下诏征集的。他还破坏宋初以来的成宪，擢宦官童贯为节度使，使得徽宗朝宦官势力大增，吏治大坏。再看童贯，童贯本是给事宫掖的宦官，生性巧媚，擅长揣摩人主微意，因此深受徽宗宠爱，破例授节度使。政和元年（1111年）九月，童贯出访辽国，到了辽都，只知夸奇斗异，豪饮买醉，并因言语粗俗，颇为辽人所讥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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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反复无常
　　1119年正月，徽宗一再考虑之后，准备遣朝议大夫赵有开等使金。三月，间谍奏报契丹与金修好，徽宗君臣立刻命使团留登州勿行。1120年二月，闻知金兵攻占辽上京的消息后，徽宗又遣赵良嗣等为使，以买马名义出访金国。1121年二月，由于国内方腊起义，且与金交涉燕云过程中消逝了差池，徽宗对盟约又生悔意。
　　（三）外交失礼
　　1118年，北宋首次遣使出访金国，但使者却是两个级别很低且无全权的官员，也不携带国书，仅口传诏意。1119年，赵有开出访金国，赵良嗣认为应以对等国家相待，用国书礼。赵有开却认为：“女真酋长仅为一节度使，世受契丹封爵，常慕中朝，不得臣属。朝廷何必过为尊崇？止用诏书足矣。”[6]徽宗从之。1120年，赵良嗣使金，照旧以买马为名，不带国书，只携御笔诏书，偷偷摸摸，不敢光大示人。徽宗诏书中言“将自来与契丹银绢转交”，意思是把给契丹的岁币转交给金，但赵良嗣不明底细，在谈判中只愿给阿骨打银帛三十万两匹（给契丹的岁币为五十万两匹），使金国倍感不悦，并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即宋人不够实诚，与宋廷打交道时，只有舍命挤兑，或横加威逼，才能从宋朝获得最大利益，由此宋廷在日后与金人交往时大吃其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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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态度卑微
　　宋廷联金之初，以天朝上国自居，赵有开对金的态度即代表着北宋君臣的普遍看法。然而当金人攻占辽上京之后，徽宗即对金态度大转，这从其与金主的御笔手诏中即可看出。御笔上有简洁的几句话：“据燕京并所管州城，原是汉地，若许复旧，将自来与契丹银绢转交，可往计议。虽无国信，谅不妄言。”[6]
　　双方原是公正协商共图灭辽，燕京原本是汉地，何须谈“若许”二字？且更不该承诺“将自来与契丹银绢转交”，使宋金间的第一个协议，宋朝就自认了供纳岁币的屈辱条件。联金灭辽之策变成了求金灭辽，把谈判的主动权拱手让与金人，唯金人是从，处于极为被动的境地。
　　（五）军事失误
　　1122年（北宋宣和四年；辽保大二年；北辽建福元年，德兴元年；金天辅六年；西夏元德四年）三月，辽天祚帝逃入夹山，辽燕京留守耶律淳独立为帝，建立北辽。宋军借机对燕京发动了攻击。全权负责此次军事行动的童贯离京前，宋徽宗授予他上、中、下三策：“如燕人悦而服之，因复旧疆，策之上也；如耶律淳能纳款称藩，策之中也；如燕人未即悦服，即按兵巡边，全师而回，策之下也。”[6]企图通过大军压境之声势，兵不血刃降服燕京。童贯到前线后，将皇帝的意思传达诸将。决战前夕，宋军主将种师道还命令全军：“燕人，吾民也，若王师力能接纳，自来归附。但坚壁为备，其必有内变，切不行妄杀一人。”[6]宋军本无战斗预备，又为上峰严令所节制，不知如何应敌。等到种师道传令接战，由于已失机宜，最终为辽兵所败。更为可笑的是，由于童贯有令“不许妄杀一人”，故及两军对垒，宋军竟不敢施放箭石，任人杀戮。史载宋军此次大败“自雄州之南，莫州之北，塘泊之间，及雄州之西，保州、真定府、定州一带，死尸相枕藉，不行胜计”。[7] 　　三、联金灭辽政策失误的的缘由及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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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联金灭辽政策失误的缘由
　　北宋之所以消逝如此众多而致命的失误，一方面是其君臣素养的缘由。参与谋划联金灭辽政策的王黼、蔡京、童贯之辈，皆是被后世称为“六贼”的大奸大恶之人。此等奸臣恶吏，只以取悦君王为能事，于国家社稷不管不顾。加上此辈并无处事长远之眼光，因而交涉过程没有一个长远的预备，处处以蝇头微利为导向，时而中断谈判，时而又重启和议。徽宗虽昏而不庸，但却好大喜功，贪图享乐，慌于政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