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城乡融合思想探析
王亚鹏 摘要:马克思恩格斯时代,城乡的分离已发展成为城乡尖锐对立并成为一大社会矛盾。马克思恩格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分析了城乡分离和对立的必然性,进而提出了城乡融合的思想。深入学习、准确理解明、国家和民族的历史起点。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对此作了卓越论述:“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全部文明的历史直至现在。”[6] 城市成了社会商业经济和政治文化的中心,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城市文化也就成了人类文明的集中体现。
二、马克思恩格斯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对城乡分离与对立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深刻的检视和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在揭示了城乡分离的必然性、合理性和历史进步性的同时又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深刻的检视和批判,并将这种批判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相联系。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私有制是城乡对立的制度根源,正是私有制导致的阶级对立才使城乡分离具有了阶级对抗的意义。在马克思看来,“城乡之间的对立只有在私有制的范围内才能存在” [6]。如果说,由生产力发展、社会分工的深化所导致的城乡分离和对抗是适应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客观需要,那么,由私有制、异化劳动等所造成的城乡分离和对立则导致了城乡之间的利益冲突和阶级对抗。因为在私有制条件下,社会成员之间分裂为经济利益不同甚至根本对立的阶级,城乡分离因此具有了阶级对抗的性质和意义。而阶级的实质,意味着对他人劳动及其成果的无偿占有,居住在城市的剥削阶级利用其特殊的经济政治地位盘剥乡村劳动人民,形成了城乡之间“中心―边缘”,即剥削与被剥削、统治与依附的二元对立格局,并使乡村陷于贫穷和愚昧状态之中。
其次,基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对城乡分离和对立所造成的人的畸形片面发展作了深刻而尖锐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城乡分离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和最大的分工,意味着“劳动者日益完全依附于劳动,而且是极其片面、机械性的特定劳动”;意味着劳动“是凌驾于个人之上的力量”。“城乡之间的对立使个人屈从于分工、屈从于他被迫从事的某种活动的最鲜明的反映,这种屈从把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城市动物,把另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乡村动物,并且每天都重新产生二者利益的对立。”[6] 它“使城市居民受到各自专门手艺的奴役。它破坏了农村居民的精神发展的基础和城市居民的体力发展的基础。” [6]因此,城乡的分离导致了人类活动畸形而片面的发展。
再次,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本的本性驱使资本在城市聚集,从而导致城乡对立的加剧,导致乡村的破产和城市的畸形发展。资本是“一定量的积累和储存的劳动”,它遵循着利润至上、无限扩张的固有本性,这是资本的自然属性;资本是“对他人劳动产品的支配权,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即积累起来的劳动(死劳动)对活劳动的支配和剥夺关系,这是资本的社会属性。由于资本关系处于现代社会发展的核心地位,它实际上成了现代社会生活中的支配原则和运转中心。近代以来城乡之间的分离和对抗,正是近代社会资本城市化的必然结果。工业化城市所产生的“积聚效应”和全球化扩展正是资本存在和活力的根源所在。与此相对应,乡村则处于资本关系的“边缘地带”,成为为城市和工业发展服务的廉价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倾销地,备受工业化城市的剥削和城市资产阶级的掠夺。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揭示的“世界历史”首先是城市的历史,它表征着资本全球化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中心―边缘”的资本逻辑再一次凸现:城市成为先进生产力的聚集地并使乡村破产;工业中心城市的繁荣是建立在对乡野农村残酷剥夺的基础上的。资本带来的文明面和对抗性在这里鲜明地体现在:一方面,资本与财富的集中,另一方面,贫困和失业又使城市成为罪恶的发源地。
三、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城乡从分离与对立到协调与融合的历史大趋势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消灭城乡对立并不是空想,正如消除资本家与雇佣工人间的对立不是空想一样。消灭这种对立日益成为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的实际要求。”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私有制的弊端必将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废除私有制,消灭剥削阶级,城乡对立的阶级基础也就随之消失,城乡对立才能被彻底消灭。城乡分离和对立给人类带来的“文明面”和对抗性表明:扬弃和超越城乡之间的分离和对立,在克服各自片面性弊端的基础上进一步走向融合,是人类历史进一步发展的必然趋势。马克思关于城乡“同一 ―对立―融合”的历史辩证法,既体现了人类对理想社会目标的价值追求,也符合社会演进的历史规律。马克思关于城乡融合的基本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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