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宅门》中的女性.docx

引言
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和封建思想如火花般蔓延到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包括清末民初时依然残留着浓重的封建思想。这种根深蒂固的思想影响了很多人的一生,其中深受封建思想影响最为严重的是中国传统女性。这种封建思想最为突出的表现便是“父权主义”。正如女性主义主张者凯特•米利特主张:“女性受压迫的核心根源是——‘父权制’,父权制的男女关系是一切权利关系的范式;父权制确保男人对女人实行统治的各种制度及相应的价值观念;父权制是普遍的、无所不在的,存在于一切社会形态中。”杨晨:两个女人命运的殊途同归——从女性视角分析《大宅门》中杨九红和李香秀的悲剧根源,《活力》2009年第05X期,2009年5月,第204页
正因为这一思想,使得大部分女性有了“三从四德、温文典雅”的名称,更有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说法。同时形成了一种:绝大多数女子的生活方式以及精神思想都得依附于男性,惟命是从,在整个社会中女性的主导地位被男性占据的社会格局。虽然这一时期部分女性已经开始有些觉醒意识,但是依然没有人能够做到与封建势力做坚决的反抗。
电视剧《大宅门》叙述了清朝末年一个老字号药店几十年的兴衰荣辱,其中包括官场恩怨、情场爱恨、商场输赢,为我们谱写了一曲“宅门”史,展现了一幅波澜壮阔动荡的社会生活画卷。通过描写人物之间复杂的关系如父母子孙、妻妾丫妓、至爱亲朋等为“宅门”人的形象塑造谱写了一首世态炎凉悲欢离合的命运之歌。同时《大宅门》也是一部内涵丰富、艺术性强的电视剧,郭宝昌写了他最熟悉的、最拿手的纯京味的生活。该剧可以称得上是现代版的《红楼梦》。郭宝昌通过在大宅门中成长的26年的经历,把大宅门里的恩恩怨怨,生生死死,血泪情仇,几度兴衰,淋漓尽致地呈现给了观众。
自《大宅门》诞生以来,它的艺术魅力以深重和深刻引导着人们的观看、研究和审美的传统趋向。人们对《大宅门》的传统文化、艺术特点、人性视角、创作理论等层面的研究逐步深入,对郭宝昌思想意识中的家庭观念和爱情婚姻等的研究也逐渐系统化。相比而言,人们对《大宅门》中女性形象的研究缺乏足够的重视,但是这些女性形象具有鲜明独特的个性,正是由于她们的存在才使得大宅门富有其独特的吸引力。随着宅门文化的研究,人们更加重视宅门里的女性形象。当我们谈到郭宝昌对《大宅门》中女性形象的塑造时,她们多具有现实生活中与作家相关的原型,多具有作家本人的个性特征。而更多学者研究的是对
《大宅门》中女性形象的文化批评和女性主义文化解读。《大宅门》是一部以男性视角为叙事主线的作品,但在这个硕大的舞台上出现了诸多各具特色的女性形象,其地位甚至只次于白景琦,她们的存在至关重要,依靠着各自的唱念做打,不仅凸现其“独一份”的性格,同时也为大宅门增添了不可或缺光亮色彩。
《大宅门》中的塑造的女性形象不仅仅性格独特,而且逼真。这与郭宝昌先生有着密切的联系。《大宅门》这部电视剧正是郭宝昌先生根据其生活阅历和所见所闻编写的。在电视连续剧中,郭宝昌把大宅门写成百草厅。其实,这百草厅的原型就是大清末年声名远播的同仁堂。郭宝昌就是在同仁堂这个大宅门中,生活了整整26年。剧中的女性也是郭宝昌身边颇为熟知的人物。
白文氏的生活原型综合了乐家三代女人:曾祖母、祖母和养母的许多精彩事迹而成。在曾祖父和祖父时期,乐家就出现了“阴盛阳衰”的现象,大老爷们不爱管事,撑起整个家族的事业和门庭的重任就落到曾祖母和祖母身上。同仁堂家族内部这一状况,一直到《大宅门》剧中白文氏的儿子白景琦出世,即白景琦的生活原型、郭宝昌的养父乐镜宇诞生才得到真正改变。祖母和曾祖母作为旧中国的妇女,处在那样一个时代,能独撑危局,把个家族的事业推向前进,不断获得辉煌实在是太了不起了,她们的事迹经过艺术加工,在电视剧《大宅门》中得到了再现。
纵观郭宝昌的整个创作过程,女性形象的塑造是鲜明和独特的。在《大宅门》中有较突出的几位女性形象:“女强人”形象的代表—白文氏,讲人她情、通事理,在乱世中勇敢地挑起维系及重振家族荣光的重担,但同时她又是一个因循着旧制度有着旧思想的大家长;戏痴形象的代表—白玉婷,她忠于自己,不流俗、不从众;忠于爱情,哪怕只能跟爱人的照片过一辈子,也甘之如饴;贤妻良母形象的代表—黄春温顺的性格,让她一生为家为夫为子,甚至愿意将丈夫与其他女子分享;白景琦的妾—杨九红,一心要摆脱微贱的处境,全心全意地爱着白景琦,也懂得利用聪慧与能力为自己赢得更多的尊重,但终是敌不过大家长白文氏及整个家族对她的歧视;这些女性形象的塑造以及她们身上的魅力绝不亚于甚至超过了同篇作品中的男性形象。
通过分析这些女子的性格,论述其命运走向,并探讨在末世的封建制度面前,或沉沦或抗争的人生选择,探索在这一时代中女性意识的初步觉醒。
第一章《大宅门》的女性形象分类与文化内涵《大宅门》这部电视剧是郭宝昌先生根据其生活阅历和所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