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税降费促进了民营经济发展吗？.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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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民营企业在经济结构优化、新旧动能转换时期仍存在发展困境。通过梳理中国2018年以来颁布的减税降费政策,并基于广东省民营企业调查数据发现,%的民营企业认为减税降费政策对企业有积极的影响。从企业异质性方面分析,发现企业所在地区对企业享受减税降费优惠政策基本没有影响,但企业登记类型、企业享受税收优惠类型、企业的纳税信用等级会对企业享受减税降费优惠政策形成差异化的影响。由此提出紧抓政策落实、加大减税宣传力度、有效引导企业预期、提升企业“获得感”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减税降费;民营经济;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2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937(2020)07-0120-06
一、引言
民营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事关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化解。民营经济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必不可少,承载了我国大部分社会就业,是技术革新的主要参与者,也是税收的重要组成内容,同时还是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转换经济增长新动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截至2018年底,我国民营企业数量达到3370万家,个体工商户数量已超过7000万户,注册资本在200万亿元以上。我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和高质量发展都离不开民营经济的深度参与。“民营经济具有‘五六七八九’的特征,即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①目前,我国经济处于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时期,经济增速回落于6%~%区间,居民消费水平面临全面升级,所以倒逼市场提供高水准的消费品,供给侧跟上需求方的发展,即在客观上要求民营经济由粗放快速的发展向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升级。
我国民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仍受到内部问题与外在阻碍因素的影响。首先,民营企业本身的异质性使得企业在发展中遇到的困难不尽相同,政策效应无法预判。民营企业因经营规模不同、产品市场竞争力强弱、市场地位大小而受到影响,同样的财税政策在不同的企业产生的效应差别较大。其次,“融资难、融资贵”的困境对中小型民营企业而言广泛存在。林军[1]提出民营经济的融资困境本质上是一种信用困境。在民营企业存续经营的过程中融资问题一直束缚其发展,因其规模、存续时间、缺少来自国有企业或政府的隐形担保,导致银行不愿贷、不敢贷,且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有限,难以利用企业信用发行债券或自行筹建融资平台等方式为自身运转提供资金,实现资金更为有效的利用。最后,民营企业为盈利所付出的经营成本偏高,人工成本、社会保险成本、实体经营场所租赁成本等,都有可能成为民营企业发展的羁绊。补短板、降成本、提质增效是当前民营企业发展急需解决的结构性问题。
当前我国经济领域改革进一步深化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契机。宏观层面,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从而要求经济领域不断深化改革,转换传统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率的生产动能,逐步化解社会主要矛盾,加快推动经济向高质量发展。中观层面,我国财税体制改革不断向前推進,现代财政制度加快确立,财政现代化治理能力不断提高,在政策层面为民营经济的长久发展提供了保障,同时着力优化市场营商环境,提升民营企业的综合竞争力。微观层面,我国以2016年营改增为基础,出台实施一系列减税降费的措施以落实实质性减税,从降低行政事业收费到降低社保费步步推进,不断为民营企业减税务负担,降经营成本,为民营企业参加道路。自2019年开始,减税降费政策由侧重于某一方面转变为以普惠性减税和结构性减税并重,并着重减轻制造业的税负,体现了政府支持实体经济长久发展的态度,同时持续针对小型微利企业、初创型科技企业释放政策红利。上述帮助民营企业减负担、增活力的举措,对推动民营经济可持续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但是,减税降费在民营企业中的获得感如何?现行减税降费政策的着力点是否能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在多大程度上对民营经济的发展形成帮助?这些是政府与市场都关注的现实问题。
二、文献综述
税收是一国财政政策中不可或缺的内容。政府通过优化税种结构、缩小税基范围、调低税率和减免税额等一系列减税政策,使税收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降低,并长期实现税收制度的完善。按照边际理论分析,当供需双方成本相对固定,每一个百分点的税费变化都会引起商品或服务供需平衡点的变动。这意味着,如果要扩大需求、增加供给,就有必要为消费者和生产者降低税费负担。以萨伊为首的供给学派普遍认为,改善供给的一个很重要的办法是为生产者减负,这不仅有利于降低成本、增加供给,而且有利于扩充生产规模。
减税作为国家税制改革中必要的一步,部分学者对减税降费进行了相关研究。聂辉华等[2]发现减税不仅可以促使企业加大投资,而且加大了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替代;QingLiu等[3]对减税影响出口的效果进行研究,发现减税能够提高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扩大企业的竞争优势,而竞争优势的上升则进一步推动企业出口。财科院在2018年4—6月完成的一项关于“降成本”的调研结果显示,我国实体企业税负持续下降,尤其是小型微利企业的减税效果最为显著,说明我国已经实施的减税降费政策很好地迎合了企业的需求。自进入减税周期,减税降费政策主要围绕在税收收入中占较大比例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以及与企业经营成本密切相关的社保费展开。增值税的改革基调是“宽税基、简税率”,许伟等[4]研究表明,增值税税负降低会增加企业投资。对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研究更为全面。(1)针对小微企业减税政策进行测算。如黄秀娟等(2015)、李晖等[5]、胡艳等[6]发现针对小型微利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降低了企业的税收负担,为企业带来持续的业绩增长,由此提高了企业利润,推动企业扩大创新投入,盈利企业的数量也有所增加,有效推动了整体经济增长,同时对社会就业率的提高有一定的促进作用。魏紫等[7]通过对所得税优惠分别与企业净利润和固定资产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所得税优惠与净利润呈正相关,并促进了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2)针对高新技术企业减税政策进行测算。如程红梅[8]通过实证分析得出销售毛利率(企业获利能力)与技术创新活动的投入负相关(这种与认知不符的关系表明我国目前各行业的创新意识未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自主创新意识较弱)。冯海红等[9]、刘放等[10]认为税收优惠整体上对企业研发投入有促进作用,但是存在约束(门限)。程红梅[8]主要从税收优惠政策的角度进行测算,发现只有当税收优惠力度在最优门限区间内才会正向鼓励企业进行研发投入;刘放等[10]从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即融资约束、产品市场竞争环境和地区市场化进程等方面测算,发现外部环境也会显著影响税收激励效果;水会莉等[11]从企业类型考量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研发投入与减税政策之间的关系,发现由于融资约束存在差异,减税政策明显对民营企业有正向影响,国有企业则表现不明显;程曦等[12]从所得税和流转税两方面测算,认为这两类税收优惠可以有效增加企业科研投入,但不会对企业科研产出形成激励。
三、减税降费政策实施的现状及问题
(一)关于减税降费的实施现状
减税降费政策于2018年正式提出,并逐渐成为税制改革的方向之一,本文对2018—2019年的减税降费政策进行了梳理总结,发现减税降费政策主要涉及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以及与企业经营成本密切相关的社保费,如表1所示。
从表1所列的部分减税降费政策可以看出:对制造业等实体经济的优惠力度加大,体现国家扶持实体经济的决心与行动;继续对企业进行政策引导,激励企业进行技术革新、促进产业升级;继续对科技创新类企业施行最大力度的减税降费政策,推动企业转型、产业升级;扩大对小微企业的税收补助,增加小微企业留存资金以减少其发展负担,帮助小型微利企业渡过经济发展有较多不确定性的时期。这些政策的亮点在于减税降费中的降费措施取得实质性进展,对社保缴费基数以及企业缴纳比例都做出调整,切实减轻了企业缴费成本,降低了企业的费用负担和用工成本,为年轻劳动力增加了就业机会。
(二)减税降费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是减税降费政策仅颁布出来并不能缓解民营企业遇到的难题,更重要的是如何有效落实,在企业的纳税申报书和财务报表中体现出来。虽然国家层面花了很大力气、下了很大决心,以收紧财政支出、扩大财政赤字、盘活闲置资金等方式扩大减税降费的力度,但是可能损害到地方利益,在短期内加重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从而使得减税降费政策实施不及时、落实不完全,减弱了民营经济的良好预期。
二是减税降费政策实施的初衷是为企业减轻负担,在经济发展进入新时期下有效激发企业的发展活力,但税收本质上是国家财政收入,有其存在的必然性,而且税收优惠政策往往带有国家引导经济发展的方向性、政治性,很难完全匹配到每一个企业,必然会使有些企业无法享受到减税降费政策。由此产生的减税降费优惠政策与企业需求不适配的冲突也就难以避免。
四、广东省民营企业减税降费获得感实证分析
本文使用2019年3月收回的针对民营经济的调查问卷数据,问卷的发放范围涵盖广东省广州市、珠海市(含横琴新区)、汕头市等21个地市,共发放问卷2281份,收回有效问卷2100份,%。选取企业所在地区、企业登记类型、企业享受税收优惠类型和企业纳税信用等级四个方面分析企业享受税费优惠政策情况,以及民营企业对减税降费红利获得感方面的差异性,以此判断政府制定的减税降费政策的实用程度以及执行情况,并根据问卷反馈结果提出建议。
该调查问卷以企业对减税降费政策的主观感受为内核,围绕企业的基本情况及经营状况设计问题。将调查对象锁定在广东省民营企业,使调查活动更具有实践意义,既确保数据的真实性、有效性,又能反映广东省减税降费政策落实效果,以及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使据此提出的建议具有现实针对性。
为便于后续分析,将问卷涉及的21个地市按地理位置分为四个地区,分别是珠三角、粤东、粤西、粤北。同时对21题“企业2018年享受税费优惠情况”做如下调整:将“符合条件但未主动申请”“符合条件但审批时长”“符合条件但审核不通过”三个选项与“其他”选项归为一类,重命名为“其他”,用以说明虽然符合税费优惠政策条件,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未能享受优惠政策的企业。
具体数据如表2、表3所示。
(一)整体分析
对图1进行分析,企业享受税费优惠的情况主要集中在不符合条件(%)和已及时享受优惠政策(%)。在符合享受税收优惠条件下,绝大多数企业可以及时享受到税收优惠政策。有部分企业审批过程中存在审批不过关、时间过长、申请不通过等情况。
对图2进行分析,有1837家企业认为减税降费对企业的发展有所帮助,其中849家企业认为帮助较大,774家企业认为帮助较小,214家企业认为帮助很大。另有63家企业认为没有感受到减税降费政策的红利,原因可能是企业不在减税降费政策涵盖范围内或其他。有200家企业认为不好说,可能是多方因素影响导致减税降费红利未达到帮助企业减税的目的。
(二)异质性分析——地区的异质性
分析图3可知,四个地区的企业2018年享受税费优惠政策情况大致相同。其中粤东地区已及时享受税费优惠政策的企业占比最多,其他情况(符合条件但是未享受到税费优惠的各种情况)占比最小,说明粤东地区的税费优惠政策落实较好,同时审批过程较其他地区也更为顺畅快捷。粤西地区不符合享受优惠政策条件的企业占比相较其他三个地区最高,已及时享受优惠政策条件的企业在四个地区中占比最小,说明粤西地区的企业与国家层面出台的税费优惠政策并没有完全适配。
粤北地区认为减税降费红利对企业帮助很大的占比最高,%;粤东、粤西地区接近50%的企业认为减税降费红利对企业帮助较大;%,是四个地区之最。在珠三角、粤东、粤北三个地区都有较高比例的企业认为减税降费红利对企业的帮助不明确。
(三)异质性分析——优惠资格认定下的异质性
分析图4可知,高新技术企业中已享受税费优惠政策的企业占比最多,其次是小型微利企业,一般企业中近半数的企业不符合享受税费优惠政策的条件,说明高新技术企业能够享受的税费优惠政策范围最广,体現了国家对于创新技术的重视与扶持。
一般企业和其他优惠资格的企业认为减税降费政策红利对企业帮助较大和较小的分布一致,不同点在于被认为其他优惠资格的企业中有更高比例的企业认为减税降费政策红利对企业帮助很大。小型微利企业中认为减税降费政策对企业影响不好说的占比相较其他三种类型企业偏高,可能存在政策与企业发展不适配的问题。高新技术企业中认为减税降费政策对企业没有帮助或情况不明确的占比极低,认为减税降费政策红利对企业帮助较大的占比超过50%,为其他各类情况之最,与高新技术企业能够享受的税费优惠政策范围最广的现实情况相对应,同样说明了国家对高新技术的扶持。(四)异质性分析——企业类型的异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