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与普鲁士警察的故事 冬川豆.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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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没有把父亲的“小市民庸俗气质”放在心上,把革命工作放在个人生活质量之上,连燕妮的餐具和披肩都拿去抵押了。
克思并非一开始就是《资本论》的作者马克思和第一国际的灵魂马克思,也曾经历过默默无闻的青涩时代。他和燕妮恋爱结婚的时候,正在跟一批自以为是的黑格尔主义者争论。这些人觉得,马克思无非是众多激进派作家之一。马克思可没有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同类,嘲笑梅因(1822-1888,英国著名法律史学家,历史法学派代表人物,曾有《古代法》、《东西方村落共同体》、《古代法律史》、《平民政府》等著作)和鲁登堡之流只知道“空论、高调和自我陶醉”。青年马克思觉得自己的文章言之有物,但普鲁士书报检查官的破坏经常使他发挥不了最佳状态。他对德国令人窒息的环境越来越难以忍受:“伪善、愚昧和赤裸裸的专制以及我们的曲意逢迎、委曲求全、忍气吞声、谨小慎微使我感到厌倦……我在德国什么事情都干不成。”只有燕妮能够让他感到安慰。未来的革命导师扔下报纸,去克罗茨纳赫举行婚礼。rrrrr市民阶级的伦理一贯认为:快乐的单身汉可以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结婚以后就要考虑柴米油盐。马克思的父亲作为德国犹太市民的成功典范,愿意多出钱供养儿子读书,因为教育代表阶级地位,博士光环就是通向枢密顾问肥缺的敲门砖。精明的老人不介意儿子学生时代的激进言论,相信婚姻能使浪子回头。燕妮出身名门,不是那种容易遭人反对的女子。她祖父亨里希冯·威斯特华伦是不伦瑞克公国的陆军大臣,也是德语世界第一批莎士比亚专家。他文武双全,在七年战争中功成名就。英国国王乔治三世为了嘉奖他,将他封为英国贵族。他娶了英国小姐燕妮维沙特,马克思夫人的名字就是为了纪念祖母。亨里希把家学传给了儿子路德维希,后者六十岁的时候仍然能够流利地用英语和德国背诵莎士比亚诗歌。马克思对莎士比亚的热忱,就是从这位老人那儿学来的。知子莫如父,老马克思更操心自己的儿子。他抓住马克思结婚的大好机会,向儿子心灵的柔软部分做工作。“一旦成了一家之主,责任就会落在你的肩头上。你得挑起家庭的担子,因为别人自然会依靠你……你最好在不失尊严的情况下认识认识叶尼根先生,跟埃塞尔先生见见面倒也不无裨益。”这些大人物都是老马克思苦心经营的人脉,比他积攒的家产更宝贵。犹太裔市民阶级虽然生意兴隆财源滚滚,却不容易进入新教王国普鲁士的权力核心。体制内关系对他们非常重要。老马克思深信,他是为了儿子好。马克思与燕妮rrrrr枢密顾问埃塞尔驾临埃塞尔,觉得自己是看在老朋友的面子份上,给他没有一官半职的儿子带来了一份锦绣前程,自然免不了摆摆架子。可惜人类总是在误解当中生活的,马克思对他爱理不理。舆论领袖的资本是可以变现的,马克思已经见惯了诸如此类的建议。普鲁士首相鲁道夫·康普豪森(1803-1890,德国银行家、政治家,曾在1848年3月革命后被任命为内阁首相,曾试图普鲁士尽可能不受破坏地从君主专制的国家过渡到君主立宪国家,反对革命和民主派,同年6月其内阁被解散)和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代表弗洛孔都联系过他,希望买下这支犀利的笔杆子,为他们相互敌对的政治目的服务。革命者经常指控论辩对手拿了专制君主的钱,部分原因在于这种现象颇为常见。马克思在第一国际的内部斗争中,就公开怀疑巴枯宁是沙皇派来的线人。马克思的敌人并不介意把同样的罪名抛在马克思头上,因为燕妮的哥哥裴迪南·冯·威斯特华伦就是普鲁士王国内政部的当家人。如果普鲁士警察想要打入革命阵营内部,还有比这更合适的关系吗?冯·威斯特华伦为国王工作很卖力气,经常查抄革命者的宣传材料。革命者拿政府官员没有办法,却可以向同侪发泄怨气。1848年,《共产党宣言》第一版在德国正式出版rrrrr马克思没有把父亲的“小市民庸俗气质”放在心上,把革命工作放在个人生活质量之上,连燕妮的餐具和披肩都拿去抵押了。燕妮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未经卡尔允许”就找哥哥借钱。她后来对恩格斯说:她因此“捆住了自己的手脚……自处于嫌疑之地。”(《马恩全集》第一版二十九卷642页)牙尖嘴利的小报记者会怎样利用这些材料,那是不言而喻的。燕妮直到1856年,仍然在英国争取“自己的一小笔遗产”。这时,她哥哥已经升为内政大臣。1859年,燕妮写信给恩格斯说:“我本来可以好好地同他闹一场,在他现在政治地位不稳的时候,狠狠地损害他的名誉是再容易不过的了。施莱尼茨之流和敦克尔之流会很乐意地听到这件事。不过,问题在于,上星期我未经卡尔同意曾向他要钱。因为卡尔想筹款的种种尝试全失败了,于是我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决定采取这种不愉快的步骤,这种步骤我过去甚至在最糟糕的时候也是避免的。”rrrrr欧洲大陆的革命失败后,马克思流亡英国,但国际工人协会同样沉溺于类似的猜疑和指责。他和阿道夫·布赫尔相互指责,怀疑对方是俾斯麦派来的特务。诸如此类的刻薄话永远没有办法证明或否定,给流亡者团体带来了无穷的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