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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历史文献与中国史研究
栾成显
内容提要:既有大量的文书档案,又有丰富的典籍文献,是徽州历史文献的一大特色。徽州
历史文献所反映的社会经济制度与历史文化,既有地方性特点,又有典型性与普遍性的一面,对
于研究同时期的中国历史,探索中国古代基层社会实态,开展中国历史的跨学科综合研究等,均
有重要价值。徽州历史文献的开发与利用,无疑是合乎世纪以来学术发展先进潮流之举。徽
学研究的发展,将大大突破传统国学以文献证文献的局限,开辟中国史特别是明清史研究的新局
面。
关键词:徽州历史文献徽州文书档案徽州典籍文献徽学
展望世纪史学研究的发展,不能不对世纪学术界的历程进行总结。同样,
探讨徽州历史文献与中国史研究这一课题,也必须对有关的学术史作一回顾。
世纪的中国史研究,可以说取得了飞跃性的巨大发展。促成史学研究这一巨
变的因素很多,但不难看出,其最主要的,一是由于理论方法上的革新,二是由于考古
发掘和历史文献的一系列新发现。以后者而言, 世纪初即有一系列新发现。其后
不久,国学大师王国维于年概括出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文书、明清内阁大库
档案四大发现,同时提出了“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的论断,他说:
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
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然则中国纸
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者,固不自今日始矣。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
大发现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虚甲骨文字、敦煌塞
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
元明以来书籍档册,此四者之一已足当孔壁、汲冢所出,而各地零星发见之
金石书籍于学术有大关系者尚不与焉。故今日之时代可谓之发见时代,自
来未有能比者也。
很明显,王氏的论断,不但有其时代背景,即在上个世纪初出现了中国历史文化
上的一系列重大发现,而且它也是对数千年来学术史的一个总结。与此同时,王国维
先生又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
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
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
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
那么,王氏所说“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指的是什么呢?又为什么说
“中国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呢?以其所述不难看出,所谓“纸上之材料”,主
要是指传世的历史典籍、著述编撰等文献记载资料;所谓“地下之新材料”,既包括考
古发掘出土的金石器物,也包括新发现的古书佚籍及古文字资料。从其所举殷虚甲
骨、汉晋木简、敦煌写本、内阁大库档册等来说,可看出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文书档
案类资料。又,这里既有考古发掘出土的古文字资料,又有通过其他途径发现的文书
档案。在中国古代,文献一语,包含着所有的历史资料。至今广义上的文献含义仍是
如此。其后不久又出现文书这一词语。文书一词本来亦有多种含义,既指文字图籍、
诗书古籍,又指公文案牍、契约字据、书信手札、遗书写本等等。唐宋以后,所谓文书,
渐渐多指官府公文案卷与民间契约帐簿等。这样,随着历史的发展,在文献之中又渐
渐演变出文书档案与著述编撰等一般的文献记载之不同类别。二者在形式上固然有
所不同,而其根本区别主要在于可信程度上的差异。文书档案乃是官府或民间在各
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王国维遗书》第五册《静庵文集续编》第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
王国维:《古史新证》第一章《总论》,《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第页,清华大学出版社年版。
种社会活动中直接产生的原始文字资料,具有原始性、唯一性及文物性质。因此,文
书档案是我们研究历史文化的第一手资料。而一般文献记载,即使是当时人的著述,
也多是经过人为加工的东西,实为二手资料。从科学研究来说,无疑前者价值更高。
所以王国维先生说“中国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这是有其科学道理的。又,
文书档案不只是能对文献记载加以补证,更重要的是它还具有独自的新的研究价值。
王氏所举世纪初殷虚甲骨、汉晋木简、敦煌写本、内阁大库档册等重大发现,均为
传世文献记载中找不到的一大批新资料,研究价值极高。故这些新发现都形成了新
学问。所以王国维先生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实则是从理论上突破了传统国学以文献
证文献的局限。不惟道理上如此,学术研究史上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如上所述,
王氏的“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这一论断,就是其对以往的学术史进行总
结而提出来的。王氏的论断也被其后的学术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