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现“生活的艺术”.doc

再现“生活的艺术”
晚明文人推崇“性灵”,汲取古人诗歌精神,融合主体时代意识,推动了一个诗歌繁荣时代的产生,也充任了个性意识觉醒的代言。李贽“童心”说,徐渭“本色”论,汤显祖“情有”说,袁宏道“性灵”说,江盈科“元神活泼”说,大抵建立在“疏瀹性灵”的理论基石上。后七子派的王世贞、王世懋、赵用贤、屠隆也喜以“性灵”说诗。世懋即认为诗人在抒写性灵之前,“且勿理论格调”(《艺圃撷余》)。“独抒性灵”(袁宏道《序小修诗》)、“吾取吾适”(屠隆《旧集自序》)受到晚明文人的膜拜,诗歌成为人的注脚,尽取“平常日用”,“无不可入诗”。换句话说,诗歌成为了人生的艺术实践。
“性灵”、“童心”一类的词语,与禅宗的“心性”说,心学的“虚灵”说,老庄的“任自然”说联系密切。从来源上讲,“性灵”、“童心”、“情有”、“本色”,都是阳明心学与三教合一融合的产物。徐渭师事阳明高弟子王畿、季本,李贽私淑左派王学,袁宏道师事李贽,汤显祖从学阳明再传弟子罗汝芳,诸子不仅学宗阳明,而且推崇三教合一,以良知为三教合一的枢纽。我们之所以强调禅宗、老庄、心学思想对“性灵”诸说产生的意义,是因为其独特的思想和思维给诗人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徐渭《论中二》说:“自存,则欲求必在。”李贽《答邓石阳》说:“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袁宏道《德山麈谈》称儒者亦法尚自然,“孔子所言契矩,正是因,正是自然。后儒将矩字看作理字,便不因,不自然
”,“今人只从理上契去,必至内欺己心,外拂人情,如何得平?夫理之为害也,不知理在情内,而欲拂情以为理,故去治弥远”。又举例解释世间之理说“你说世间何者为理?姑举其近者言之,如女人怀胎,胎中子女,六根脏腑,一一各具,是何道理?”“只是人情习见,自以为有道理,其实哪有道理与你思议?”正由于主张“自然人性”,其文学也主张“疏瀹性灵”。徐渭《选古今南北剧选》说:“人生堕地,便是情使,聚沙作戏,拈叶止啼,情止此矣。迨终身涉境触事,夷拂悲愉,发为诗文骚赋,璀璨伟丽,令人读之喜而熙解,愤而眦裂,哀而鼻酸,恍若与其人即席挥尘,嬉笑悼唁于数千百载之上者。无他,摹情弥真,则动人弥易,传世亦弥远。”李贽《杂说》说“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蓄极积久,势不能遏”,发为诗文,喷玉唾珠,昭回云汉,为章于天,犹然余兴未尽,遂亦自负,发狂大叫,流涕恸哭,不能自止。汤显祖《耳伯麻姑游诗序》说“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而行于神”,《合奇序》又说:“文章之妙,不在步趋形似之间。自然灵气恍惚而来,不思而至,怪怪奇奇,莫可名状。”袁宏道《序小修诗》说:“有时情与境会,顷刻千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魄。”都是以“情”肯定人的存在,存在先于任何外在形式。人们喜欢以“灵感”来解释这里描述的现象,其实是远远不够的。徐渭所说的“拈叶止啼”,汤显祖称道的“自然灵气”,袁宏道所论的“独抒性灵”,李贽提倡的“天机自发”,如出一辙,弃置理性的把握,求诸于感性。理性消失,感性拥有了“自我”,重新获得生命。这种艺术生命,即是他们所推许的艺术之真与性灵之真。

现代禅宗学人与精神分析学家从不同角度描述无意识或感性在艺术创造中的意义,尽管与以上说法有一些差距,但仍具有类比的认识价值。精神分析学家认为个体意识中的有意识,往往为某种形式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