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性主义的自我赋权叙事策略.doc

中国女性主义的自我赋权叙事策略
[摘要]中国女性解放运动风云90年,从新文化运动到新中国成立,再到改革开放,经历了三个阶段。在第三阶段的语言哲学转向语境中,西西和黄碧云谋求建构女性的自我赋权话语:一是重塑语言,巧用命名权。破除污名;二是反叛传统的父系书面语言体系,创造口述史叙事体,建构女性集体叙事权威;三是改写父系历史故事。反叛传统父系文学批评的偏见,自我赋权,体现出后经典女性主义叙事学的中国本土特色。
[关键词]女性主义叙事学
命名赋权
集体型叙述
改写父系故事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0)04-0148-05

20世纪学界出现了语言学转向,“人是理性的动物”的中世纪哲学观点被改写为“人是语言的动物”,人类通过语言来重构客观现实与精神世界。话语是历史形成的社会建构,什么被看作真理,谁可以决定真理,往往取决于体制中的权力关系。福柯对话语和权力的历史分析见解独到。西方后经典女性主义叙事学家也因此省察出,语言决定男女如何看待自身,父权制的社会脚本容于语言中,性别歧视源自内在,男尊女卑的性别秩序、女性的第二性地位并非自然形成,而是由社会文化建构的,并成为跨历史跨文化的普遍现象。为了建构女性自我赋权话语,中国女作家开创出了有本土特色的叙述法。

一、重塑语言:命名的自我赋权

有权力命名世界,就有权力影响现实。他者的异化在于不能用自己的语言说话。罗兰?巴特将语言看作反叛的媒介。特里?伊格尔顿则认为,后结构主义无力打碎国家权力机构,但颠覆语言结构还是可能的。女性若想改变他者异化的身份,就要反叛传统符码,运用批判性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analysis)方法,检验语言如何影响社会再生产和社会变化,发现话语惯例如何成为权力关系和权力斗争之结果如何成为常识,揭示出导致这些惯例自然化的社会、历史机制。如权威的声明必须从男人口中说出;有价值的观点必须无人能反驳。这种话语惯例体现出男性思维特点。女性若要建立主体意识,就要争取话语权,如玛丽?赫塞所说,对自然加以隐喻式的重新描述(metaphofie redeseription)。不少女作家都认识到符号是性别斗争的场地,女性缺乏“命名”权,在历史中消声无名。
中国当代女作家们首先谋求命名权革命,去除污名,创造了第一种自我赋权话语。例如,香港女作家西西创设了“家务卿”新词,体现出命名意识。她的长篇小说《飞毡》(1996年),叙述花初i不仅自己洗衣,还帮妻子洗内衣,岳父急得忙叫女婿继承家具店产业,免得有失体统。谁想花初三留学欧洲后无心生意,一心学问;且受异国文化熏陶,以干自己的事情为荣。西西赞之为
“家务卿”,诙谐有趣,也为被贱视的家务重塑金身,意即家务无小事,可与“国务卿”媲美。在传统成见中,女性从事家务劳作,多被污名为“黄脸婆”。杨绛支持钱钟书创作《围城》,还自嘲地谦称为“灶下婢”。但是,孔盂学说以国为家的放大,以忠为孝的延伸,编织出儒家政治和伦理的经纬。既然忠孝、公私齐一,中国文化却缘何区分出国务重、家务轻之理呢?真是逻辑不一。西西在散文《月亮走》中,提及自己作为全职女作家,填表时常被人目为家庭主妇;身份无法被命名,她只好自嘲:“以后就填孙悟空。横竖我本来的行当就是孩子王”。她的小说《玫瑰阿娥的白发时代》讲述老太太经由基督教徒施洗,得了新名“玫瑰”,她顿时有回春之感,生出小孩般的活力,这体现出命名对女性的神奇力量。西西在《我城》中叙述“瑜和他”的故事,命名女子为“瑜”,排序在前,男子无名只有人称代词,附属在后,有意反叛传统称谓习惯。西西常将笔下女子命名为“花”,其原因在《雪发》中论过:姓“花”让人想象到满带色彩与芬芳的女子,想到花木兰代父从军、英姿飒爽。西西将散文集命名为《花木栏》,因为女子也可以做“文字花木的园丁”,也有话语权。她的《飞毡》的花家女性则在生活战场打拼围猎,但哨的不是雌鹿,而是重振花家和叶家产业,花叶重生。西西还在诗歌中倡导西方社会那样变革语言:“母鸡是shen承继人是sheir天堂是sheaven希伯来女子是shebrew人类是wekind历史是herstory。
”
确实,西方女性主义者觉悟更早,她们要么创设新的女性理论术语,如盖尔?卢宾自创gender术语,反叛区分性别的生理差异(sex difference)标准,而以“社会性别差异”(gender difference)取代,开创了新的理论视野;要么为大众提供正面词语,以描述受禁止、被污名化或者被男性观念异化的女性经验。一是反对以男人作为人的总称。如安德丽娅?德沃金认为,人权不是the rights of man,而是therights 0fthe individu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