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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志异
——中国奇幻小说
数学系1105-小组成员:李婧杨丽娜
岳美玲乔建琴
樊晨婷郑洪志
创作历程
从康熙九年到康熙十年(1670—1671)的一年左右时间,蒲松龄南游为孙蕙幕,他一方面广泛地接触了上上下下的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结识下上上下下的各色人等,又“登北固,涉大江, 游广陵,泛邵伯”(王洪谋《柳泉居士行略》),亲历了凝聚着浓重的文化传统、名人足音的山水名胜、异地风光,大大开拓了思想和想像驰骋的空间;另一方面,他所亲闻目睹的官宦们的高档次生活享受及其在人们心目中的名份、地位,对本是少负异才、名已籍籍、一直冀得一第然而却离家万里孤苦漂泊、寄人篱下为人捉刀代笔的蒲忪龄来说,无疑是无时不有的一种刺激;而身处江南的游历自然又使他把自己与屈原、苏轼等人的身世、情怀相联系、相类比,从而在他的心境、情绪中出现了较多的悲、愁、孤、愤之音。
聊斋志异》这样结集面世之后,尽管蒲氏一方面为生计所迫仍坐馆毕家,一方面为冀得一第仍屡屡应考赴试,但他还是不失平生所好,才比干宝,雅受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且伴随着池后半生的依然是屡试屡北,使他对官场的黑暗、人情的浇薄、科举的不合理、天道的不公之孤愤日益加深,更觉得写鬼写妖刺贪刺虐的聊斋之笔欲辍不能,欲罢不忍,作为一种发泄、寄托的绝好载体,尽管依然不断有友册劝他“此后还期俱努力,聊斋且莫竟谈空。”(康熙二十六年张笃庆寄诗语,引见《蒲松龄集》 p1784)说他“谈空误入夷坚志,说鬼时参猛虎行;咫尺聊斋人不见,蹉跎老大负平生。”(康熙三十三年张笃庆怀诗语,引见同上书p1791)等等,他还是不断续写并整理修订,直到晚年。
我们从蒲氏的《南游诗草)中看到,蒲氏的这种悲愁孤愤心音,更多的是从孤苦漂泊、,他的心情就有既向往又迷茫的矛盾:“途中寂寞姑言鬼,舟上招摇意欲仙。”“风尘飘泊竟何如?湖海豪襟气不除。……钓艇归时鱼鸟散,西风渺渺正愁予!”((途中》)在江南不久,伴官作幕、身处官场而又不为己所有的寄人篱下的强烈的生活和心理反差,便强化了他的悲凉情绪和孤愤之感。
他带着遗憾、失望、伤感、孤独、悲愤,带着在这一心境主调下每有“新闻”、“总入”的“夷坚志”——“扩版”增写的《聊斋志异》,也带着攻治举业仍冀得第的“消磨未尽”的“雄心”又回到了故乡(归家后赋诗有“羁旅经年清兴减,消磨未尽只雄心”之句,见《南游诗草》)。
    然而,归乡来的心境更糟。次年,康熙十年(1672),又赶赴乡试,尽管他有孙蕙的荐书,还是名落孙山。“花落一溪人卧病, 家无四壁妇愁贫。生涯聊复读书老,事业无劳看镜频。”(该年所作《拨闷》)作《寄孙树百(蕙)》七律三首,不得不感叹“我困遭逢数亦悭”,“屋梁落月不胜悲”,“途穷只觉风波险”,只能——不能不——“怀人中夜悲天问,又复高歌续楚词!”《聊斋自志》中所云“披萝带荔,三间氏感而为骚’,“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 寄托如此,亦足悲矣”,这种作意,正是蒲氏生平思想在这一时期始有的产物。
蒲忪龄的这一思想、情绪心态基调和(聊斋志异》的这一创作(或曰续作)动因,可以说自此贯穿到他生命的晚年,而且是自此越来越强烈、浓重。尽管孙蕙复函劝他:“兄台绝顶聪明,稍一敛才攻苦,自是第一流人物,不知肯以鄙言作填否耶?”(《蒲松龄集》p1173)但池为生计所迫,不得不开始了坐馆毕家的生涯, 一面仍备考应试希冀得第,一面“又复高歌续楚词”,续写增作着他的这时以寄托悲、愁、怨、愤为基调的《聊斋志异》。如此过了七、八年,康熙十七年(1678)蒲氏39岁,青云寺访李希梅,得诗云:“山静桃花幽入骨,谷深溪柳淡如僧。
崩崖苍翠云霞满,禅院荒凉鬼物凭。遥忆故人丘壑里,半窗风雨夜挑灯。”我们复检其《聊斋自志》所云“门庭之凄寂,则冷淡如僧,笔墨之耕耘,则萧条似钵。……独是子夜荧荧,灯昏欲蕊;萧斋瑟瑟,案冷疑冰。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自载笔,仅成孤愤之书。……知我者, 其在青林黑塞间乎广其情绪、心态甚至行文词句,都是一致的。要之,《聊斋自志》所反映出的情绪和心态的基调,是蒲氏从康熙九年(1670)31岁南游之后到康熙十八年(1679)40岁自序《聊斋》、结集面世这近十年间的事情。
既然《聊斋》在蒲氏40岁之后仍有补作,且数量不少,蒲氏为何于40岁时结集面世呢?其《自志》中一句“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广道出了个中缘由。“少负异才”的他,却科举屡屡受挫,家境又日趋不好,穷困潦倒,身体又一直很糟,多年前他就认为“我困遭逢数亦悭”,多年下来子,他不但毫无改观,反而每况愈下,情形更糟。他不得不相信这是命运的安排。联想到他是先父梦一贫病之僧入室后方生来人间的自家身世,他不得不“三生石上,颇悟前因。”这一年,他忽然意识到自己已经40岁了, “人到四十大半辈”,他的心绪悲到了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