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浣纱记》与《桃花扇》爱情模式比较.doc

《浣纱记》与《桃花扇》爱情模式比较
摘要: 本文用比较的态度,阐述了《浣纱记》与《桃花扇》爱情模式的相关性、延续性,以及两者爱情模式的差异性。
关键词: 《浣纱记》《桃花扇》爱情模式比较

在明、清时期,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社会组织内部诸阶层升降沉浮、交相融汇的激烈变化,以及封建统治意识到濒临危机而寻求新的出路,传统思想与时代精神的撞击日趋激烈。文人士大夫作为“社会的良心”,最深切地感受到这种紧张,并力求探寻思想文化的新出路,以超脱这种紧张。于是,文人士大夫阶层吸取消融了生机勃勃的民间审美趣味和方兴未艾的市民审美趣味,以及他们本身对于程、朱理学思想长期禁锢的逆反心理和发泄内在才情的心理需要等社会的、文化的和心理的因素,使得文人传奇的出现具有了历史必然性。而文人阶层作为传统文化的维护者,作为时代精神的倡导者,对黑暗社会的荒谬感受,对理想政治的迷惘追求和对封建末世的深沉喟叹,又合乎规律地沉淀为清醒的现实批判精神和忠诚的伦理救世思想,酿造出林林总总的时事剧。

一、《浣纱记》与《桃花扇》爱情模式的延续性

隆庆年间,梁辰鱼得到魏良辅真传,以舒缓绵邈的昆山新腔配以雅艳工丽的曲辞,创作了《浣纱记》传奇,一时蜚声剧坛:“吴闾白面冶游儿,争唱梁郎雪艳词。”①昆腔新声的盛行,不但对文人传奇典雅绮丽的艺术风格起了推动作用,使传奇创作形成一种竞奏雅音的局面,而且成为传奇音乐体制规范化的先声。
《浣纱记》以西施、范蠡爱情的悲欢离合作为串联线索,上演了春秋末期吴越争霸这一惊心动魄且极富戏剧性的斗争。这个故事既见于正史,如《左传之体”,如《吴越春秋》、《越绝书》、《吴地纪》。在梁辰鱼之前的戏剧作品中,或侧重表现勾践的卧薪尝胆、发奋图强、复国灭吴、报仇雪耻,如宫天挺的《栖会稽越王尝胆》(佚);或侧重表现范蠡的不畏艰险、忠信坚义、深谋远虑、功成身退,如关汉卿的《姑苏台范蠡进西施》(佚),赵明道的《陶朱公范蠡归湖》(佚)。《浣纱记》大量采用了史传、杂记的记载,同时也有自己的艺术创造,如以爱情故事作为贯穿线索,以西施为范蠡的未婚妻,范蠡为国忍情、进西施于吴,西施负有特殊使命等关目。前代有关吴越春秋的剧作影响大多不大,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侧重史实的铺叙和男性英雄人物的塑造,爱情故事的悲欢离合,尤其是西施这一传说中的历史美女没有得到充分的描写,从而与当时的社会审美趣味和欣赏要求有着相当大的差距。梁辰鱼既把握了昆山新腔的艺术特点,又借鉴了前人同类题材的艺术成就,在继承与创新的结合中,把西施、范蠡的悲欢离合与吴越两国的兴衰更替紧密结合起来,为传统的吴越故事开辟崭新的创作思路。进一步讲,这种借生旦离合写国家兴亡的艺术构思,扩大了传奇创作的题材范围,丰富了传奇的表现功能。
很显然,传奇中“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艺术类型,以《浣纱记》为首创,孔尚任的《桃花扇》就是沿着这一创作思路展露各自的创作天才和艺术才华的。《桃花扇》一剧是大题材大立意,其主旨是通过爱情故事串联,反映南明王朝兴亡替废的社会剧变,以吊亡揭失,让后人从中汲取惨痛的历史教训。它既不同于如《赵氏孤儿》那样以“仇”做主的历史悲剧,又有别于如《汉宫秋》那样以“情”做主的爱情悲剧,它的核心是一个“恨”――亡国之恨。但是《桃花扇》不是在反映南明历史,文学并不负载“真实”描写历史的使命;不是在总结亡国教训,它超越了浅层次的功利目的,没有为清王朝的长治久安出谋献策;也不是写宗教,七位“作者”是避世而居的贤者,而不是斩断世情的道徒,侯、李入道也只是理想破灭后的迷惘困惑,“非入道也”。作者追求的是富有哲学性的悲剧目的而不是历史目的。作者只是借历史框架“天崩地裂”的巨变,反映士林群体人格的反思,成为吴敬梓的先导;对等级制度的怀疑动摇,士大夫支撑着封建的大厦,是社会的栋梁,但这栋梁已支撑不住倾斜的大厦了。作家也不是要重建社会人格,为社会提供疗治的药方,他意识到传统道德已无力挽救社会的危亡。作家是在借心灵感悟历史,借历史抒写心灵,写对人生对历史对社会的探求,充满天才孤寂之感和痛苦的沉思。可以说,《桃花扇》是在文化意识的深度上对明嘉靖以来的封建社会历史变迁的哲学思考和审美感受。

二、《浣纱记》爱情模式分析

《浣纱记》取材于《吴越春秋》,把勾践复仇灭吴的历史大事件与范蠡、西施的爱情传说结合在一起,剧中的中心人物实际是西施。因西施与范蠡最初以一束浣纱定情,故以此为名。这个剧本写出了文人的一种浪漫色彩的生活理想:忠君报国,功成身退,士子与美女相约浪迹江湖。《浣纱记》对历史素材的处理,同样反映着作者的思想和个性,赞扬了西施和范蠡为了国家利益牺牲个人爱情和幸福的行为,同时也以相当多的篇幅渲染了西施在成为政治的牺牲品时所感受到的深深悲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