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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本一班
王春雷
2013102886
电影
2016-05-19
中国电影史
中国电影从无声、单机、黑白影片到高科技、大投入、环绕立体声巨幕电影,乃至全球最有影响力的电影节,以武术及以尚武崇德的侠义思想为主题的电影占据了中国电影的重要地位。因此,可以说,中国武术促进了中国电影的发展;中国电影推广和宣传了中国武术。
第一个产业时期
中国电影第一个产业时期是1922年—1937年。在世界电影诞生的第二年,1896年电影现身于上海开始,中国本土的电影业便从商业放映起步了。在经过蹒跚学步的萌芽期之后,到上世纪20年代,已经开始向私营化的产业发展,当时社会的资本环境与行业内的准备日渐成熟,民族工商业获得了空前的机遇得以迅猛发展,个人/社会资本,更准确地说是“游资”的逐渐充盈,使得很多资本家们投资的目标开始瞄准电影这一新兴行业。在这个行业里,人才和技术上的储备正在丰满,张石川、郑正秋、罗明佑、黎民伟和后来的邵氏兄弟等一批电影人都是从摇篮期走过来的先驱者,他们各自不同程度地涉猎了电影行当中创作、制片甚至发行、放映几个方面,所积攒下来的经验使之成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电影中坚。在技术上,初期设备使用和摄制过程都要依靠外国技术人员,但有了像罗永祥、董克毅、吴蔚云等最早的一批技术人才的加盟,这一局面很快就被打破。具备了上述条件,以1922年明星公司成立为标志,电影公司迅速增长,到1924—1926年达到了高峰,据统计中国共开设有175家电影公司,仅上海一地就有141家。
在这个大浪淘沙过程中,“明星”、“联华”、“天一”三大公司浮出水面构成了三足鼎立。老字号的“明星”在上海的成立是电影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始终当仁不让占据着第一把交椅,将个人资本的运营方式发挥到了极致;1930年成立的“联华”拥有院线的先天条件,形成“影院业与制片业之最初的联合阵线”。罗明佑率先在一家私营公司里实现了制—发—放一条龙,他的经营思想在现在看来都是先进的,他试图结束中国电影的个人资本经营时代,进入垄断金融资本的高级阶段。然而当这一超前的理念遇到战争炮火和尚在襁褓中的金融体系时,只能是被描绘在纸上的美好前景,罗明佑成了一位悲剧的人物;1925年成立的“天一”公司,以数量取胜的作风固然可圈可点,但它成功地开发了东南亚市场,发展到现如今的“邵氏”,其生命线之长足以独立支撑起一部私营公司发展脉络的活历史。与此同时,三大公司不同的制片策略也为中国电影奉献了不同的艺术形态,“明星”是“长篇正剧”的鼻祖、“联华”是“文艺片”的源头,而“天一”则把“稗史、神怪片”一脉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些影片的类型直至今日仍在延续。
三大公司是电影产业链中上游制片业的代表,而与之同步发展的中、下游发行放映业也不甘示弱。在上海,最初的影院放映是由西方人经营的,西班牙人雷玛斯的青莲阁是第一个电影固定放映点,随后建起了属于自己的一条“院线”。到1926年雷玛斯离沪回国时,他的动产与不动产相加总计不下百万,足以号称“电影大王”。雷玛斯告老还乡时,张石川和百代公司的经理张长福终于等到时机,立即于1926年3月份承租了雷氏的五家电影院,组成中央影戏公司,以原有中央大戏院为领衔戏院,又吸收了“中华”、“平安”,中央影戏公司直辖7家影院。这条国片院线的形成是制片商涉足放映业的标志,同时中国电影的院线开始了新的划分。在北方,1918年开始经营北京真光电影公司的罗明佑将其属下3家影院,于1927年与经营西片的发行业务的英籍华人、平安电影有限公司董事长卢根属下的3家电影院合营,定名为华北电影公司。1929年华北电影公司进入全盛时期。罗明佑除掌控以上影院的首轮、二轮中外影片上映外,还以平津为中心,在石家庄、太原、郑州、济南、青岛,乃至沈阳、哈尔滨拥有直接或间接管辖的院线,同时开展国内外影片的代理发行的业务,短短几年时间控制了北方地区的电影发行放映,经营的影院达二十多家,把曾垄断经营影院的洋商一概排除在外,成为影院业名副其实的“华北王”。
第二个产业时期
1937年后,上海电影业因时局波动而变化,以“明星”消亡、“联华”解体、“天一”南迁为标志,老影业逐步消亡。中国电影史上的一个黄金岁月和产业蓬勃时期在抗战炮火声中戛然而止。
以前苏联为模式,到1956年基本完成了“独立、完整的制片生产基地”为主要目标的体制建设任务。
1945年抗战胜利,憋了一肚子劲儿的电影人拍出了一批以《小城之春》为代表的杰作。
1949年2月,经过短期的筹备,在建成立,隶属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袁牧之任局长。电影局成立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建立国家电影制片厂。
1950年,列宁和斯大林同志说着一口东北味儿普通话的苏联片《列宁在十月》上映。从此配音译制片变成中国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个时期先后建立的东北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