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廉政监督实践初探.doc

中央苏区廉政监督实践初探
[摘要]为遏制腐败现象,中央苏区从监督机制入手,通过细致权威的党内监督、形式多样的行政监督和高效及时的舆论监督,对腐败现象和腐败分子给予了严厉打击,中央苏区廉政监督具有非常明显的特点,主要是从上到下,监督机制形式多样;及时高效,监督力度真刀真枪。反观我国当前的反腐监督机制,却存在着监督主体反腐职能分工不明,监督地位与反腐效能不对等,逆向监督主体权威不足等问题,因此要借鉴中央苏区廉政监督的有益经验,做到监督机制权责明确,定位对等;抓铁有痕,踏石留印;强化逆向监督,加强权威。
[关键词]中央苏区;监督机制;实践;启示
[中图分类号] D619[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5918(2017)07-0087-04
doi:.1671-
[本刊网址]
权力腐败和蜕变的本质表现是权力的滥用,特别是缺乏监督制约的滥用,中央苏区为遏制这种权力腐败,从党内监督、行政监督、舆论监督入手,健全廉政监督形式,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一、中央苏区廉政监督的主要实践
(一)建立细致权威的党内监督
进入中央苏区以后,中国共产党从战略高度加强了对自身的监督。1931年11月中央苏区党的一大通过的《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指出:为防止一切腐化、官僚化、贪污等现象的产生,党必须严格的执行纪律。一切违反苏维埃法律、对于革命有损害行为的党员必须比非党员的工农分子受更严厉的革命纪律制裁。为进一步加强监督,中央决定成立党的监察委员会,1932年红色中华刊登了《苏区中党监察委员会的任务和系统》一文,指出“监察委员会由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选举之”,它只向“各级党委员会、党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报告工作,并向上级监委负责”,指出它的任务就是“监察和考查各级党部在执行党的路线中的各种工作……领导反对一切腐化现象的争斗。”由于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当时的中央监察委员是中央指定的,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监察委员会职能的发挥。
1933年9月中共中央作出《?P于成立党务委员会及中央苏区省县监察委员会的决议》,指出“在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未正式成立以前,特设立中央党务委员会……成立各省、县监察委员会。”中央党务委员会在随后的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正式成立,作为党内监察工作的最高领导机关;此外,地方上成立了省县监察委员会,负责地方上的党务监察工作,与中央党务委员会相互呼应。这标志着中央苏区党内监督机制的逐步健全,进一步加强了对党员干部的监督和党的纪律建设。

(二)强化形式多样的行政监督
政府内监督主要标志就是成立了工农检察部。1931年11月,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工农检察部的组织条例》,指出其性质是“各级政府的行政机关的一部分”,据此,中央设立了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省县区政府设立工农检察部,在城市则设立工农检察科(1934年一律更名为工农检察委员会),主要任务就是监督政府的日常工作。对行政机关的犯罪行为例如贪污、浪费公款等,有权直接报告法院,并且具有施行检查和裁判的法律权力。同是设立了控告局、突击队、轻骑队等在工农检察委员会的管辖和指导下的群众组织,与工农检察部相互配合,共同促进了政府监察工作的发展。
控告局是为“接受工农对于政府机关或国家企业的缺点和错误的控告事件”所专门设立的,《工农检察部的组织条例》明确规定,控告局隶属于工农检察部,要以方便工农控告为原则,控告箱必须悬挂在民众集中的地方。
1932年9月6日,中央工农检察部专门颁布了《工农检察部控告局的组织纲要》,对控告局的性质和职责等情况进行了明确规定,其主要受理对象是苏维埃国家机关或经济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于私人争执的控告书无权处理,控告局对控告材料有权进行立案调查。
突击队也是直接隶属于工农检察部的一种组织。他的工作方式一般有两种:一是“公开的突然去检查某苏维埃机关,或国家企业和合作社,以揭破该机关或企业等的贪污浪费及一切官僚腐化的现象”;二是“扮作普通工农群众到某机关去请求解决某种问题,看该机关的办事人员对工农的态度,办事的迟速,以测验该机关的工作现状”。
轻骑队是一个青年群众组织,权限上由当地团组织的直接领导,业务上接受工农检察部的指导。其主要职责是:“检查苏维埃机关内、企业内、经济的和合作社的组织内的官僚主义,贪污、浪费、腐化、消极怠工等现象。”轻骑队虽然有权检查国家机关,却没有处理权,它不是国家权力机关,对贪污腐败行为只有揭露、检举和控告的权利,最后的处理权归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

(三)形成高效及时的舆论监督
加强舆论监督,把贪污腐败现象公之于世,公开批判,是中央苏区遏制腐败、倡导廉政的一个有力武器。这些舆论报刊的任务就是把“一